前言(1)

前言(1)

　　众所周知，犹太人是全世界最会赚钱的人，而如今，在中国也出现了这样一群会赚钱的“犹太人”，那就是温州人。

　　一位网友曾经这样说：“温州人不是一般地想发财致富，而是不屈不挠地想尽一切方法使自己发财致富，因为这也是温州社会衡量个人成就的主要标准！”

　　确实如此，温州人正是凭借强烈的想要致富的欲望，把致富作为个人的人生目标，并身体力行地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他们成功了！

　　如今，温州人已经被看作是国人中最有全球视野、最有商业头脑、最贴近草根、最能克服民族劣根性、最能代表资本逐利趋势的一群人。温州人的财富越积越多，温州人已经成为新一代的创富商帮。

　　2005年12月28日，在温州乐清飞行总会举办的一个私用飞机机型推介会上，22名温州商人向7家国内外知名飞机制造、销售公司集体订购了22架私人飞机，总金额达1.332亿元。

　　“购买飞机主要用于商业用途，可以提升公司整体形象。”一开集团董事长屠昌忠表示。

　　“在这次大规模订购之后，温州已成为我国私人飞机最多的地方。”中国通用航空网CEO杨笑侬说。

　　2006年9月4日，温州商人李先生在厦门以500万元买走一套名为“福”、“禄”、“寿”的三件套翡翠，创下福建省单件翡翠拍卖最高值的纪录。

　　竞拍成功后，李先生表示，自己看中的就是“福禄寿”翡翠的好名称。其中，“福”翡翠造型为一位老寿星肩背娃娃；“禄”是老寿星手持金元宝；“寿”则雕有老寿星手拄龙头拐杖。

　　李先生还告诉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自己最近刚买了新房子，“福禄寿”可以为家“添光彩”。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由此可见，温州人的财富是多么的令人惊羡。

　　据温州银监分局的调查结果，目前，温州的民间资本应该在1500亿左右。但是，权威人士表示，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因为，温州人一般不喜欢露富，许多百 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节俭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拥有的真正财富有多少。因此，统计数字往往是缩水的。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 说，温州人在数字方面表现的十分谦虚，实际财富要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近几年来，富裕的温州人到处投资、炒房、炒煤……只要是有钱挣的地方，就会出现温州人。而温州人的投入往往是大手笔，令人瞠目结舌。于是，温州人一下子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说起温州人的经商渊源，其实由来已久。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温州府志》这样记载：“土薄难艺，民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纴工，不产漆而 器用备。”由于人多地少，从宋朝开始，温州人不得不选择外出谋生，有些人甚至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做生意，从而成为了“行商”。

　　南宋绍兴元年，温州设立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温州的对外贸易一下子繁荣起来。南宋洪迈在《夷坚支志》中写道：“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可见，当时温州商人的经商已经非常繁荣了。

　　在温州人眼里，外出打工、经商赚钱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也是人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并没有外出漂泊的感觉。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吹来的时候，温州人率先感觉到了，他们纷纷下海经商。在这个过程中，缺乏知识的温州人从最苦最累的活 做起，弹棉花、修鞋子、剪头发、摆小摊，这些其他地域人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温州人都愿意干！“温州的故事只有20年，温商是很年轻的一个商业群落。”温州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加波告诉记者，温州人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就“偷着”做生意了，主要是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手艺，如养蜂、弹棉花、修鞋及后来 的小五金。正是这种基层的锻炼，让他们尝尽了谋生的苦难，也获得了经商的第一桶金和基本规则。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复苏，温州人凭借自身的优势，开始发展家庭作坊。编织袋、打火机、鞋垫、纽扣、服装等，只要是能够赚到钱的小商 品，温州人就有人敢做。尽管这种小商品能够挣到的钱微乎其微，但是“可怜”的温州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努力地做。结果，这一做，做出了轰动全国的“家庭工 业”。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专稿《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

　　专稿写道：“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

　　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指出：“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 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民间资本已经高达300亿元。经济学家们把温州民企比喻为“草根”经济，而人们则把温州人称为“可怕的温州人”，因为它们“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

　　从1996年开始，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外流，以寻求更高的回报率。从炒房团到炒煤团，温州资本外流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1月24日报道，到2004年底，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已经被温州人承包经 营，投资额度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 000万吨以上，占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除此之外，在内蒙古、陕西、安徽、山东、湖南、贵州的煤矿、石油和电力领域，都已经陆续有大批温商涌入。

　　无论是山西、内蒙古的煤炭投资，四川、贵州等西部地区的水电投资，还是上海、江苏等地的教育投资，甚至在新疆的棉田、油田都可以见到温州资本的身影。

　　实际上，草根温州商人走到今天这一步，真的很不容易。正如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吉所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很穷，温州人谋生，当时被叫做‘可 怜的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假冒产品泛滥，背负骂名的温州人被称为‘可恨的温州人’；20世纪90年代，温州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迈出了大 步伐，全国都有温州人在闯市场，全国市场都有温州产品，大家都说是‘可怕的温州人’；如今的温州，产品阔步走向国际市场，行业打赢国际反倾销官司，人人称 温州人为‘可敬的温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