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之间

    就知识结构而言，当今中国有文科和理科之分。在文科的大帽子下，虽然还可分人文和社会科学，但是一般人都说不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我的观察是，在这里许多声称作社会科学的，其实骨子里是人文主义者，感受有余，逻辑欠佳。当然，即便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把社会科学真正作为科学来研究问题的其实历史也不长，这大概是一战以后的事，虽然其鼻祖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外交家、剧作家、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是他一反传统道德主义的方法，第一次用理性的逻辑推理来看待世俗的政府。至今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教堂里还有他的墓碑，上面用拉丁文镌刻着：“再多的赞誉也配不上他的英名”(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之后，不能不提的是英国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是他系统地阐述了规范的命题(normative propositions)和经验的命题(empirical propositions)在逻辑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社会科学涉及在逻辑世界中从假设(assumption)到假说(hypothesis)、再到现实经验世界中对逻辑推出的理论假说进行证实(validate)和证伪(falsify)的严格的方法。其结果之一是标准的统一，正如集哲学家、文学家、法官和政治家于一身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所言，“我所发现科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的智力平等，给个人的才智留下的空间不大；因为它以最确凿的法则和论证来完成任何事情”。

    对社会科学来说，中国自由主义先驱胡适（1891-1962）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治学方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严格地说，应该是“大胆假说、系统证伪”。这是因为假设和假说有区别，这更是因为如果思路中没有证伪的机制，我们的知识体系就很难发展。注意，重复不是发展，不然历史将有变成非历史的危险！这也许是中国学术数量重于质量、描述多于解释的症结所在 --- 颇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

    与之相对映，人文学科 -- 包括艺术（其实在英文中，人文humanities 和 艺术arts 常常是通用的）-- 说到底是我们作为人通过某一媒介（如声音、颜色、形体、语言、点、线、面）对自己的感受和行为进行记录或表达。在这里，充满着规范世界中的期盼，因为现实经验世界常常让人失望，正如当代西班牙画家塔皮埃斯（Antonio Tapies）所说：“一种艺术的倾向，是对另一种生存方式的渴望”；在这里，有效的表述比冷血的逻辑推理往往更为关键，这是因为感情属于艺术，难以模仿。我们都知道人的很多感受和不少行为，并不是靠逻辑可以说清楚的，所以有时诗歌会比政论文更有震撼力，唱歌比讲话更能表达心意，而且表达得更深、更远，不是有“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之说吗？哭声和笑声也是如此。考虑到人的视觉，还有“百闻不如一见”！

    当然艺术也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两者之间并常常有“联姻”。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在其《艺术和科学的展望》一文中说得很有启示：“虽然科学家与艺术家有特殊的问题与特殊的希望，但是在他们极其不同的方法及逐渐繁杂的生活中，仍然有连带与类似的意识。无论科学家或艺术家，经常都环绕于神秘边缘或生活在神秘之中。他们尽力调和新奇，给新奇与综合间带来平衡，将整体混饨赋予部分的秩序”。比较一下《拉奥孔》（The Laocoon and his Sons）的雕塑和《拉奥孔》的诗歌，就可以展示前者属空间结构，后者系时间节拍。至于音乐和色彩，某一声音和颜色本身无所谓好听、好看，关键是声与声、色与色，以及声和色之间的如何组合；歌剧的感染力体现了更复合的组合。如果说“音乐之圣”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的音乐是上帝的怒火，“音乐神童”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的音乐是上帝的欢笑，那么，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的音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数学符号和公式，有人把这比作是上帝的语言；而克罗德·德彪西
（Claude Debussy, 1862－1918）似乎又是音乐世界中的印象派之父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莫奈是当之无愧用画笔捕捉瞬息万变的光影色彩的天才。若要感受一下，我建议听一听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L’Apres-midi d’un Faune)，看一看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和《睡莲》(Water lilies)。此时此刻，你不妨问一下自己，是音乐是调色板呢，还是调色板是音乐？

    可见，除了数学，音乐又与色彩常常相关联，反之也亦然！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v，1873-1943）的音乐是一种稳定的灰色，像一种神秘的气氛，忧郁、模糊、深远，宛如一幅巨画在辽阔的草原和天空中弥漫。中国绘画大师林风眠（1900-1991）在艺术上提倡“中西融合”，他画中的《仕女》，颜色少许，并罩以一种淡淡的灰色，看起来仿佛是隔着一层簿纱，操琴女子素装淡抹、浅吟低唱，给人以孤寂、空旷、抒情的乐感。这些美妙后面体现的是统一和稳定、个性和瞬间的两个极端，以及彼此之间的渗透和连接。其实，自觉或不自觉，人都生活在科学与艺术中，这种整体的和谐有时也在一个单一个体中体现，典型的例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他那《蒙娜·丽莎》(Mona Lisa)神秘的微笑后面是深厚的透视学、几何学、光学和解剖学的功底。科学乎？艺术乎？看来两者之间没有隔离，只有桥梁。说到桥梁，中国隋朝的赵州桥可谓工程的杰作，它宛如长虹飞架，巨身凌空，气势雄伟，是世界上第一座敞肩拱桥，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科学揭示宇宙社会的规律，艺术揭示情感的深层奥秘。可见，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发展需要完整的知识体系 – 自然科学、工程、人文和社会科学个个缺不得。

    我的职业因该归类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包括“制度与投资”的因果关系，为了以科学的严谨检验理论的假说，必要时数学模型也得用上（参见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 ）；目前正在做“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研究和写作。大约200年前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3）在给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信中说“各国贫困和富裕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所有研究必须探讨的重大课题”；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认为“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我的业余爱好也常常涉及人文领域 -- 油画是一个方面，也是近来受朋友们的启发，早期更是投身诸如游泳等项目的体育锻炼。朋友间的激励很重要，这不，我们几个，波明、李宏、葛明、德淼还登台客串了中国爱乐乐团余隆指挥的歌剧《图兰朵》(Turandot)。如果要给这些人找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职业上他们各自都是不同领域中的佼佼者，但同时对生活和艺术都有不同寻常的阳光、真诚与执着 -- 是业余的恋爱！？

    “业余”的英语是amateur, 词源据说与法语的爱amour 有关。我在巴黎期间，法国人告诉我，在他们看来作艺术没有专业和业余之分，关键是爱，而在词源上“业余”又与“爱”有关； 法国风景画大师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 1796-1875）说：“艺术就是爱。当你画风景时，要先找到形，然后找到色，使色度之间很好地联系起来，这就叫做色彩，这也就是现实，但是这一切都必须服从你的情感”。看来他们对艺术理解的境界不一般，难怪有人说艺术中的偏见或偏爱是创作的酒泉。柯罗的话也使我想到中国绘画艺术高峰时期宋朝文人士大夫的画，他们的绘画强调“画中有我”，追求“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常常具有文豪苏轼(1037-1101)所说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之感。

    因为业余，没有功利、没有压力，我画画往往是心血来潮的事，常常是为了记忆的记忆，同时感受一下不依赖文字和声音，所谓“无声诗”的意境如何表达。宋朝著名诗僧惠洪（1071-1128）有诗云：“雪里壁间枯木枝，东坡喜作无声诗”。感受使然也，如同麦当劳的标语 --“我就喜欢”(I am loving it)。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常常被人们称为是“扑向太阳的画家”，看看他的画，就可领略一下什么是忘我的爱。他的代表作《向日葵》(Sonnenblumen)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充满着难以驾驭的激情和灼热阳光的灿烂，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爱的最强光”。可他在世时，仅卖出一幅画，但他去世后，誉满宇寰，作品无价。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对色彩和空间规律的研究到了着迷的地步，他认为，“画画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去复制现实，而是意味着寻求各种关系的和谐”。他一生所做的就是如朴实无华的农民犁田一般在画布上耕耘，恐怕他生前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会被后人尊称为“现代绘画之父”。德国哲学大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7-1804）说：“美，首先是指那些与人的所有关心的利害不相关的、能够从中体验到快感的对象和事物”。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转型年代，他提醒人们，其实美是一种不计较利害得失的“满足感”。

    没错，科学的方法需要严格的界定和论证，它的对象是形而下的客观世界，但这种严谨和客观的缺憾是失去想象的空间。至于艺术，点到为止，它可以让想象展开翅膀，从形而下的世界飞向形而上的无限。老子《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显示了本体论上智慧至高的境界。还有，《易传·系辞上》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似乎在警示科学思路在认识论上不是没有局限。明末清初哲学家、思想家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说：“吾目之所不见，不可谓之无色；吾耳之所不闻，不可谓之无声；吾心之所未思，不可谓之无理。以其不见不闻不思也而谓之隐，而天下之色有定形、声有定响、理有定则也，何尝以吾见闻思虑之不至，为之藏匿于无何有之乡哉！”

    船山说得很有哲理！因此，在这里我选择删去这些画的主题，免得俘虏了大家的想象力，毕竟，艺术的真谛不是寻觅源头，而是探索未知。曾记得俄国作家玛克西姆·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的文学作品《海燕》(Песня о буревестнике)伴随着我们这代人渡过了孩童时光，他对艺术欣赏同样有不凡的见解，他说：“欣赏者要从自己的经验印象和知识积累中去补充作品中的描述，使艺术作品的形象更丰富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