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胡适一生曾陆续写了七万字左右的《水浒》考证和评论文章。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
一
胡适评《水浒》，屡屡提起金圣叹。但他对金圣叹的态度非常特别：一方面，好象对他意见大得很，说“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①他“无中生有
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古人!”②甚至公开声明自己“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③另一方面，他又盛赞金圣叹对《水浒》的评论“何等眼光!何等胆气!”
④说什么“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能动人的”，“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推翻了王世贞、李贽、钟惺等等有名的批评家。”⑤讲的是同一个人对同
一本书的评论，为何态度悬殊若此?
①②《胡适文存》710页。
③《胡适文存》711页。
④《胡适文存》704页。
⑤《胡适文存三集》656页。
一贬一褒，各有原因。骂金圣叹，是因为“他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删去招安以后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①清注意胡适用的“误解”这
个词。如果《水浒》是一部反抗政府的书，删改后“格外反抗政府’，就谈不上“误解”；如果金圣叹是一个反抗政府的人；主张删掉招安的内容，也不能算“误
解”。恰恰是一个忠于封建政府的人在一部忠于封建政府的书上做了这么一件蠢事，才使胡适恼怒。
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
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②但是，并非反动统治阶级里的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这两种社会职能的认识和运用全都一致。金圣叹与《水浒》的作者就有分歧。一部《水浒》，着重描写了封建朝廷的两种“牧师”——捧着“丹
诏”的宿元景和张叔夜，举着“杏黄旗”的宋江和卢俊义，如何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安慰”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
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的。金圣叹生活于农民起义的震天雷霆和反动统治者“招安”失败的消息不绝于耳的明末清初，捍卫封建朝廷的迫切心情使他特别
强调刽子手的职能，而对牧师的职能方面取了怀疑的态度。他的主张，如鲁迅指出的，是“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③他于是删掉了《水浒》中“招
安”的情节，把这个“杀尽”的“梦想”加了进去，作为结局。
①《胡适文存》764页。
②《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638页。
③《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五卷121—122页。
两个结局，哪一个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胡适赞赏未经金圣叹删改过的那一个：
“最末的部分，——平方腊班师之后——还有几段很感动人的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①
方腊被“平”，梁山泊起义军死的死，走的走，——即两支起义军在拚耗中同归于尽，当然要比金圣叹仅仅扫荡一个梁山泊的设计更为毒辣，更为彻底，这是
一；更重要的是，金圣叹的设计，虽然露骨地表达了反动统治者绞杀人民革命的无耻欲望，但正如鲁迅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②要使这个欲望得
以实现，并非容易，因此连金圣叹也只能把它放在“梦”里来发泄，而梦想的力量总是虚弱的，不真实的。胡适欣赏的这个结局，则是用先“抚”后“剿”、“抚”
此“剿”彼的阴险手法达到的，不仅反动的艺术效果远比一个梦想来得实在，而且还向反动统治者提供了两种社会职能交替使用的反革命策略。难怪胡适会从中获得
“感动”，寻得“意味”。
投降派是反动统治者运用两种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金圣叹“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表明他的怀疑“招安”，与不重视宋江一类投降派有关。
胡适责怪他不仅自己恨宋江，而且以为《水浒》也在骂宋江：“他看错了，以为七十回本既不赞成招安，便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
解作痛骂宋江。这是他的根本大错。”③胡适认为，金圣叹的这个“错”，与写《荡寇志》的俞仲华“是很相同的”。俞仲华也不同意朝廷去“招安”“强盗”，甚
至不许宋江们投降，所以索性用他的笔把他们杀戮干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辩，丝毫不容假借!”事情是那样耐人寻味：投降派宋江“假借”革命以尽忠
皇帝，本来是用以欺骗起
①《胡适文存三集》654页。
②《三闲集．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四卷116—117页。
③《胡适文存》764页。
义军的，结果竟连反动营垒中头脑僵化的死硬派也给骗了。他们不认识自己方面派出的内奸，打了一场“误会仗”。为此胡适要反骂他们“迂腐”，并竭力把他
们从宋江头上摘下来的那顶“忠义”帽子，重新戴到宋江头上去。他郑重引述《水浒》最后写宋江临死还“不愿坏了我忠义之名”，为怕李逵再反而把他毒死的情
节，说这“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一节最好”的“哀艳的文章”。①而且对陈忱写的《水浒后传》中凡延续《水浒》投降主义的部
分，尤其是皇帝称赞宋江为“忠义之士”的部分，也极赞“精彩”。②总之，胡适躲躲闪闪地向自己营垒里的人们暗示，要透过宋江“假借”的伪装看到他的“忠
义”本质，别把他“冤枉”了。胡适的这个暗示应引起我们的警觉。金、俞之辈只看到宋江的伪装而攻他，我们有的同志只看到宋江的伪装而捧他。因此，胡适批判
金、俞的“认友为敌”，客观上也从反面批判了某些同志的认敌为友。
①《胡适文存》788—789页。
②《胡适文存二集》217页。
二
胡适把金、俞围绕着《水浒》的一系列反动作为几乎都说成是一种时代需要，人们不禁要问：你胡适的那么多篇《水浒》考证，产生的时代原因又是什么?他自
己曾这样教训读者，“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①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些“考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作用吧。
胡适评《水浒》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五四运动以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拍天的巨潮开始低落，浓重的乌云压顶而来，这种时候，总“有人退伍，
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胡适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叛变出来的代表人物，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彻底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则是他叛变的继续。
他选中这样的时期写《水浒》评论，无非是两个目的：为反动派镇压革命献策，为自己投靠反动派辩护。
胡适写《考证》和《后考》的一九二O——一九二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在经历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和《新青年》发展去向的争夺战之后，已经明显地
开始分化。两次斗争，都牵涉到如何看待现存制度和现存政府的问题。鲁迅曾明确地表示要坚持令旧物彻底崩溃、让“官场总是头痛”②的战斗方针。胡适从资产阶
级右翼的立场出发，对自己曾投机参加过的运动竟发展成了如火如茶的人民革命，感到十分懊丧和害怕。因此一再想方设法地消蚀“五四”
的斗争锋芒，告白自己对人民革命的仇视，一再向反动当局透露忏悔之心，投降之意。最后甚至公开以宋江自比，连写混迹五四运动这段经历的回忆录，也干脆名之
为“逼上梁山”。既然如此，他在两篇《水浒》考证中若隐若现地强调了同情镇压、主张招安这两层意思，亦非偶然。有趣的是，他在文中还特地引了忠于朝廷的宋
江反被朝廷所害的情节，论证《水浒》作者是把自称“不幸失身于罪人”而后“归顺”的宋江当作“功臣”来写的，并说这中间有
①《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24页。
②鲁迅书信：1921年1月3日致胡适。
“一种真的感慨”。①其实，有这种“感慨”的，与其说是作者，不如说是胡适自己。他是多么希望政府当局不要因自己的一度“失身”而误了现代的“功臣”!
很巧，胡适写完此文的第二年。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没有误了他，连那个早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向他招手了。胡适一口一声“皇上”地在紫禁城
里接受了多次召见，进行了不少次“非外人所能知也”的密谈。被“皇上”召见的次年，一九二三年，胡适又写了《序》。人们发现，文中最长、最注目的一段引
文，竟然就是《水浒后传》中燕青、杨林见道君皇帝的情节!皇帝当面褒扬“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大功”，要“重加褒封立庙，子孙世袭显爵”；而被皇帝称作“草
野忠臣”的燕青则不断“伏地谢恩”，杨林出来后还深深地忏悔道：“我们平日在山寨，长骂他(皇帝)无道，今日见这般景象，连我也要落下眼泪来。”②紧接着
这段引文，胡适评论道；
这一大段文章，真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③
行文出奇的强烈，感情出奇的激动，使人不能不怀疑：他在“草野忠臣”见皇帝的情节中，或许又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寻得了自己的足迹，找到了自己某种感情的寄托?
①《胡适文存》789页。
②《胡适文存二集》215—217页。
③《胡适文存二集》217页。
此后，胡适一直以“草野忠臣”自居，聊谈“自由”、“人权”于殿外，且又献媚取宠于朝廷。一九二九年六月，正当蒋介石在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的
反革命政权站住脚跟没多久，胡适又要评《水浒》了。这次写出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对金圣叹的评价越加升级，特别是对他“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
平”的反动思想更是大吹特吹。此外，重新强调《水浒》末尾写宋江效忠皇帝的部分“很感动人”。①要了解这篇《水浒》评论的现实意义。可以注意一下此后不久
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蒋介石向我红色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二是蒋介石电召胡适晋京谒见。“对大局有所垂询”。从此，人所周知，胡适逐渐
从“草野忠臣”变为蒋家王朝的“朝廷命官”。总之，镇压人们革命的建议一次次由《水浒》评论中发出，投靠反动朝廷的愿望一次次由《水浒》评论中表达。这一
系列事件的巧合也许有偶然性。但正如恩格斯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②
此中规律就是：现代的反动派必然要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吸取扼杀革命的统治经验，现代的投降派必然要从古代投降派那里继承卖身求荣的精神传统。
是规律就不会仅仅适用于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一手培养出来的买办文人，胡适一生所作的各种投降主义宣传都要归结到投降帝国主义。因此，《水浒》
评论也是他宣扬民族投降主义的一项间接工具。既然他鼓吹“尽忠天子”已不是真对“大宋皇帝”而言。那末，这个“天子”的身份也就可以不断更替：可以是北洋
军阀，可以是溥仪，可以是蒋介石，当然，也可以是帝国主义头子。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写过一首以“主君寿百岁”为结句的歌词，“主君”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抗
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③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换言之，《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叩于外国主
子的台阶之下。帝国主义者对此是很能心领神会的。一九四二年，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者”在看了《水浒传》后自称“几度拍膝叫
绝”。为什么?因为他从中看出：
“今日居于重庆之蒋介石的立场等，也颇似梁山泊末期宋江的境遇”。④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即是宋江与皇帝的关系。《水浒》不正按着胡适的心愿，很自然地引向民族投降主义上去了吗?难怪这个
日本“学者”要特地交待：“水浒传正如胡适氏所言，是感情的思想的产物”。至于是什么“感情”，何种“思想”，不言自明。胡适曾想用“民族主义”的烟幕蒙
住读者的眼睛，说宋江们躬行的投降主义至少有“勤王救国”的价值。可惜他自己及其主子蒋介石以无可掩饰的卖国生涯作了最好的回答。帝国主义者也从侧面提供
了有力的证据。“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有人民，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者。“勤王救国”与“勤王卖国”之间，则无深沟高垒。凡投降
派，“大军一到，便受招安”。——反动朝廷的“大军”到了是如此。异邦别族的“大军”到了也必然是如此。
①《胡适文存三集》654页。
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页。
③《日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42期。
④ 井坂锦江：《水浒传新考证》，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
三
懂得了胡适考证和评论《水浒》的这一系列政治目的，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他在《后考》一文的末尾说的这么一段话：
我为了这部《水浒传》，做了四五万字的考证，我知道一定有人笑我太不爱惜精神与时间了。但我自己觉得，我在《水浒传》上面花费了这点精力与日力是很值得的。①
这是在故弄玄虚，自我卖弄。但却又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投降派对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是何等的重视。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敌人重视的东西，我们决
不能掉以轻心，而应该针锋相对，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更好地识
别、批判和战胜投降派，我们也不妨学一学敌人，在评论《水浒》上舍得花费点“精力与日力”。
胡适早在几十年前就预感到了马列主义是投降主义的大敌。因此，在那马列主义开始传播的年代，他诱骗人们“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怀着一些主观成
见”。②这里所谓“主观成见”者。显然是指他所厌恶的“主义”——正确的思想武器，革命的世界观。后来，他索性一语道破，声称他搞小说考证都是为怕读者
“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而提供一些“防身的本领”。③在《水浒》考证上他“防”来“防”去，就是“防”马列主义对投降主义的批判。敌人的言行从
反面显示了马列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原则区别，大概也可以使那些总喜欢把投降主义解释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头脑清醒一些吧。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
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胡适的一大堆《水浒》考证和评论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末，无产阶级将永远象感谢《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一样感谢它们。
①《胡适文存》800页。
②《胡适文存》762页。
③《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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