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与遗恨

　　在中国的历史上，报复和仇恨往往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悲痛总是无法完全忘却的，伤害总是不可弥补的，英宗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后，清算旧帐便成为与巩固政权头等重要的大事。
　 　英宗朱祁镇夺门成功后，先在奉天殿登位，随即到文华殿，命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入直内阁参预机务。不久，英宗再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此时刚好是正 月十七日正午。仪式完毕后，殿上传下圣旨，兵部尚书于谦、内阁大学士王文当庭被锦衣卫逮捕。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 都督范广，以及景帝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都相继被逮捕下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宦官兴安为景帝亲信，独幸免于难。据说主要是孙太后为他讲 话，有功于社稷，加上兴安好佛，不贪财，更是难得。
　　于谦和王文被逮捕后，关在锦衣卫镇抚司。锦衣卫指挥使门达（前面提过的构陷袁彬的那位）受命审理。
　 　门达，丰润人，性格机警沉鸷。他不是什么好人，不过，名声却不坏。这主要是因为他手下有个千户谢通。谢通精通刑律，一直帮助门达处理司事。谢通为人，与 门达大不相同，他主张用法仁恕，平反了不少冤案，以致朝廷上上下下的人都夸奖门达能干。正因为如此，门达特别信任谢通，对其言听计从。谢通看出了于谦这次 性命难保，皇帝一定会要他的命，但如果于少保死在锦衣卫镇抚司手中，门达和镇抚司势必被天下人怨恨。于是，他出了个主意，以案情重大为名，将案子推了出 去，交给三法司会审。
　　三法司应该由刑部主审，但刑部尚书俞士悦一向与于谦交好，已经被逮捕下狱，案子辗转到了都御史萧维祯手中。法司给于谦和 王文二人定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指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帝，意图谋逆。二人因此备受酷刑。于谦冷静而从容，似乎早预料到一切。王文则极力辩解道： “按照祖宗成法，迎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做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 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萧维祯看见于谦 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欲”二字，给于谦和 王文定的罪名为“意欲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沈敬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当案子的审理结果 递到英宗朱祁镇手中时，英宗见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说：“于谦实有功。”（《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
　　在英 宗的心中，对于谦的恨意极重，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对他个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当俘虏的北狩期间，他甚至有必杀于谦而后快的念头。但如今的英 宗，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人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他逐渐明白了，倘若当初不是于谦坚决抵抗瓦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不但他本人永远回不到京师，就 连大明朝廷恐怕也早是风雨飘摇。所以，这一句“于谦实有功”很好地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谦态度的转变。
　　但徐有贞马上攘臂直前，大声说：“不杀 于谦，此举（指夺门之变）为无名。”于是，英宗下定决心，诏令将于谦和王文弃市，就是公开斩首示众。这已经是一些大臣极力营救的结果，其中新入阁的阁臣薛 瑄（前面提过的宦官王振的老乡）更是据理力争。按三法司的定罪，于谦应该被凌迟处死，改为弃市，已经是罪减一等。
　　正月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于谦慨然赴死，时年六十岁。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被人称为三字狱；而于谦的罪名是“意欲”，时人称为二字狱。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
　　自土木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朝野上下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闻听他被杀的消息后，“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人们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
　 　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朵耳（蒙古人，亦作多喇）一向很感激于谦。土木堡之变以后，北京军民对于城内的少数蒙古人很不放心，有人主张全部杀掉，有人主张收 监，以防止他们作乱，与瓦剌军里应外合。于谦却力排众议，不同意这么做，他下令说：北京城里的蒙古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意从军立功的，与汉人同样 受奖；敢于通敌内应的，杀无赦。北京城内的蒙古人都很感激于谦的深明大义。朵耳听说于谦被杀后，就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恸哭祭奠。曹吉祥得知后大怒，用鞭 子抽打朵耳。然而到了第二天，朵耳照旧前去哭祭。
　　有个姓裴的太监，为于谦的莫名被杀而愤愤不平，秘密将于谦最小的儿子于广救了出来，连官也不做了，带着于广逃往河南考城，隐居起来。
　　北京城内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指范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指于谦）。”就连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后，也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于谦被杀后，家属受到牵连，长子于冕充军山西龙门，于谦妻张氏发配山海关，家产也被抄没。当锦衣卫来抄于谦的家时，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有正 屋一间，大门紧闭，上面一把大锁牢牢锁着。锦衣卫大喜过望，忙撞门进去，但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的物件，蟒袍、剑器、圣旨等，一件一件地摆着，并没有金钱 宝物之类。见此状况，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吏也涕然泪下。
　　指挥同知陈逵感念于谦的忠义，冒险收藏了于谦的遗骸。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女婿朱骥将于谦的灵柩运回故乡，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后人称为于少保墓。每年红男绿女，至墓前拜祷，络绎不绝，相传祈梦甚灵。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宪宗朱见深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 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弘治二年（1489年），明朝廷赠于 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
　　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为西湖生色不少。清代文人袁枚有诗道：

　　江山也要伟人扶，
　　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
　　人间始觉重西湖。

　　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有诗说：“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于谦与岳飞都是中国历 史上著名的抵御外侮、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岳飞“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到死抗金大业未竟，以致死不瞑目。而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间，备受景帝信 任，一战惊天下，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朝与瓦剌弱强对峙的局面。相比于岳飞，于谦可谓已经建功立业。完全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结局——两位相隔三百年的英 雄人物，最后都是被诬陷而冤死，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于谦性格刚强，遇到不如意事，每每拍胸，感慨万分地叹息说：“我这一腔热血，不知竟洒何地？”已经极具悲壮色彩。他曾经赋诗明志，写下了一首《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人们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于谦的死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清算结束了，清算造成的影响却还在继续。于谦之死，也成为英宗心中一直不能解开的一个心结，虽然他碍于皇帝的尊严口中不说，但一些事情却能表明他其实对于 谦的人品和功劳是相当认同的。于谦死后，陈汝言继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便因事获罪，结果抄家时抄出了赃款巨万。英宗下令将这些赃款摆在大内廊庑之下，召 集大臣去看，还感叹道：“于谦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当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就有如此多财富，贪得也太多了吧！”同样是兵部尚书，于 谦掌权时间很长，却是“家无余物”，陈汝言掌权时间极短，反而“赃私藉甚”，英宗对杀于谦的懊悔之情也由此可见。
　　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英宗忧心不已，经常长吁短叹。恭顺侯吴瑾（蒙古人，土木之变中战死的吴克勤子）有一天看见，趁机在旁进言：“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了默然无语。此时他内心深处，想必也是波澜起伏，心意难平。
　 　对于英宗而言，过去恍如一场梦境：宣宗在立他为太子时目光流露出来的慈爱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绝的教诲与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 大漠凛冽的寒风，一望无际的衰草，患难与共的袁彬和哈铭，闭门不纳的明军将领，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豪言壮语，南内的凄凉与寂寞。这一切的一切，只给 英宗带来更深重的危机感。而皇位虽然在手，未来却依旧是一片苍茫。恐怕，担心于谦帮助景帝复辟，这才是英宗要杀于谦的真正理由。明人程敏政讲得非常直率： “故窃以为肃愍公（于谦后来的谥号）之死虽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罪之祸，则通于天矣。”（见明末清初人谈迁所 著《国榷》）正因为如此，后来诬陷于谦的徐有贞和石亨或败或死，英宗在位期间，却始终没有给于谦平反。于谦之死，成为英宗一生无可弥补的污点。

　　英宗朱祁镇重新坐稳皇位后，徐有贞和石亨进言说朱祁镇的叔叔襄王朱瞻墡有异图，理由有二：第一，当年英宗朱祁镇第一次即位时，年纪还小，太皇太后张氏就有立二儿子襄王朱瞻墡的意思；第二，英宗朱祁镇被瓦刺俘虏后，孙太后也曾经想迎立朱瞻墡，曾命人去取襄国金符。
　 　襄王朱瞻墡在诸藩王中年龄最长，且有“贤明”的名声。而于谦被杀，罪名就是他与王文谋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太子，此事传闻已久。英宗朱祁镇心中也开始怀疑 了，但事情却突然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英宗命人检查朱祁钰的旧奏疏时，偶然翻出了襄王朱瞻墡的两封奏疏。一封是土木之变后襄王写给孙太后的，请立朱见深为太 子，请郕王朱祁钰监国，并招募勇士，设法到大漠中营救英宗；另一封是襄王写给即位后的景帝朱祁钰的，襄王以叔叔的身份，劝景帝朱祁钰要对太上皇朱祁镇朝夕 省问，经常率群臣朝谒，毋忘恭顺等。两封都是向着英宗说话。英宗看到了叔叔朱瞻墡的这两封奏疏，感动得涕泪交加，这才知道险些错怪叔叔，襄王不但没有窥测 皇位的野心，而且还忠义过人。
　　为了表示歉疚，英宗朱祁镇特意派恭顺侯吴瑾迎叔叔朱瞻墡入朝。天顺元年（1457年）四月二十一日，襄王朱瞻墡 来朝。英宗亲自到左顺门迎接，恩遇无比。又连下诏书，添加襄阳府护卫，让工部为襄王代营寿藏，还准许襄王每逢节日，可以带着子孙们出城打猎——这是极度信 任的表现。太祖朱元璋在世时，就有规定，不许藩王私自见面，不许出城。后来成祖朱棣即位后，防范更严，生怕藩王借游猎为名练兵起事，所以严禁藩王出城打 猎。英宗如此特许襄王，是表示对叔叔毫不猜疑，推心置腹。
　　有一日，叔侄在便殿欢宴，襄王说他在路过汴梁时，当地父老拦路说：“按察使王槩贤， 以诬逮诏狱。”因为襄王一句话，英宗立即下旨释放了王槩，并任命王槩为大理卿。襄王朱瞻墡辞归时，英宗亲自送到午门外，握手泣别。襄王逡巡再拜，伏地不 起。英宗便问道：“叔父是不是还有话说？”襄王顿首答道：“天下人望天下大治如饥渴，愿您省刑狱，少赋税薄敛。”英宗大为感动，拱手称谢道：“叔父良言， 谨当受教。”叔侄二人这才依依惜别。英宗一直目送襄王出了端门，才转身回宫。可见在他内心深处，并非无情无义之人，甚至包括他对王振的念念不忘。因为徐有 贞和石亨先前曾经在英宗面前大力诽谤襄王朱瞻墡，自此以后，英宗对徐有贞和石亨两人的话也不是完全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