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广西发钱拉消费，江苏投资搞生产

广西发钱拉消费，江苏投资搞生产　　

　 　

今天看到两则消息，一个是“广西向300万人发2亿红包”，一个是“江苏‘百项工程，千亿投资’扩内需促增长”，觉得很有意思。同在一个国家内，一个省出钱拉消费需求，一个省出钱搞生产需求，都说是为了拉动内需，配合的很完美。到最后，江苏增加的生产能力出产产品让广西增发的钱买走了，问题就解决了。　　

　 　

这些天中国人被“内需”这个词搞糊涂了。字面上看，内需是“国内需求”。而国内需求有两个，一个是投资需求，一个是消费需求。政府要投资4万亿搞基本建设，各地政府支持的“产业升级”项目，显然是要拉动投资需求，没打算拉动消费需求。而老百姓是搞不懂这个内需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政府这样作为，所有老百姓都以为中国现在是缺少投资需求，政府这样一搞，内需就上去了，经济危机就过去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地方政府也不见得清楚，江苏理解为抓“投资需求”，广西理解为抓“消费需求”。　　

　 　

贫道觉得，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回到基本概念上，把一些概念的基本关系按照本来意思去理解，不要耍小聪明。　　

　 　

所谓内需完整意义是“国内需求”。需求又可以分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可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相悖地方的。因为投资本来是增加供给能力，供给-需求本来是一个配对关联关系，现在怎么变成平行关系了呢？原因是这样的，消费需求是居民和政府要买东西，叫最终消费。投资需求是“为了满足居民和政府未被满足的需求和增加的需求”的“需要”产生的。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需求。听起来很奇怪，但实际意义就是这样。投资需求虽然也叫需求，但它的基本功能是增加供给，满足需求，因此，居民和政府的消费需求被成为最终需求。　　

　 　

同时，在产生供给的生产体系上下游关系中，也存在下游行业对上游行业产生需求。比如建筑业对钢铁、水泥行业提供需求。而钢铁和水泥行业又是煤炭行业的需求者。但建筑业的产品属于最终需求，建筑的产品要有人买才是“真实需求”。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还有一个关联关系，就是投资的很大部分会形成居民收入，形成消费能力。于是，只有进一步咬文嚼字——什么是需求。经济学上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欲望”。有欲望没有钱实现购买不形成需求，有钱不想买东西也不形成需求。因此，投资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能产生多大比例的消费需求，就要看看究竟增加给谁了。　　

　 　

接着说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于实际消费能力，实际也是说此前的“投资需求”要么没有正确预期到消费需求有多少增长空间，要么是没正确预期消费需求会不会突然萎缩。对于具体企业来讲，叫盲目投资，对整体经济来讲，叫生产过剩危机。　　

　 　

搞清楚概念了，问题就突然变得简单：　　

　 　

西方用以负债消费的金融机器出了问题，收入减少了，负债消费的信心减少了，消费也减少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外需”减少了，对应外需的，占GDP37%的生产能力就显示出过剩了。因此，“将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是中国面临的真实问题。因果关系简单明确，根本没什么弯子可绕的。　　

　 　

这个问题会因为中国本来国内需求就出现萎缩局面而加重。中国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90年后期开始增速下降一半，同时出现持续通货紧缩，说明国内消费需求已经不足。这十几年来“投资需求”持续旺盛，是依赖满足西方居民消费需求来实现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例从90年代中期的56%下降到06年的36%就是这种过程的显示。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只有一条路：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以弥补西方居民减少的消费需求。　　

　 　

贫道心里明白，中央投资4万亿，其中3万亿放在铁路和高速公路上，无非是解决由于房市低迷，建筑业影响了钢铁水泥，钢铁水泥进而影响了煤炭，造成这几个几乎占制造业三分之一的大产业严重产能过剩才使出的招数。但是，这样做顶多能填饱这几个行业前几年年增长30%的生产能力，不需要增加新钢厂，不会增加新的就业，很难对消费需求有什么传导作用。同时还必须担心运力过剩问题。现在铁道部和交通部提出的投资理由，都是“现在”的运力不能满足。但是，假如经济持续萎缩，物资和人员的运输需求降低，照样会形成过剩。大量沿海农民工已经回家，今年的春运就一定没问题。把希望寄托在全球经济转暖后恰好用上还是一种赌博，要是全球经济像29年那样持续十几年呢？不去满足消费需求，就不会出现满负荷生产，不产生满负荷生产，就没有真实的运输需求。　　

　 　

因此，不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需求这个最终需求，反而增加生产能力，只会加重生产过剩而不会减轻生产过剩。　　

　 　

如果把提高消费需求摆在第一位，就必须研究一下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为什么会出现增速放缓的情况。如果真正敢于面对事实，那就是中国自90年代后期开始，面临资本主义前期（1930年前）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造成的消费不足的问题。由于农业增长接近极限，农产品价格提升的空间接近迹象，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同时，90年代后期5000多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下岗，近1个亿农民因城市开发失去耕地，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到2006年，中国80%的农民，40%的城镇居民，总计8亿多人平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现金消费只占全国总量的35%。同时，自9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不仅低于高收入群体，而且增速的差距在扩大。也就是说，中国形成了一个占人口63%的低收入群体。这个群体数量太大，收入增长水平太低，使他们逐渐“脱离”了国内市场。贫道这里没指责两极分化，没指责“富人太富”，只说“由于穷人太穷”成为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不面对事实，有利清晰的概念也不解决问题。美国最近新增8000亿用以提高居民车贷、房贷需求水平，目标显然是中产阶级。中国现在的所有努力，目标也都是中产阶级。但由于情况不一样，最后结局就不会一样。　　

　 　

美国没有“穷人太穷”的问题，只有“富人太富”的问题。美国大部分群体属于中产经济或准中产阶级。美国只有提高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才能提高需求水平。而中国是穷人太穷问题，最大的群体是缺少基本支付能力，而且收入增幅最小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所谓中产阶级比重不过10%左右，把拉动消费的希望寄托在人口比例这么低的群体上，肯定会泡汤。　　

　 　

这里还存在一个财政政策的效率问题，也就是前面说到的给居民增加的收入，多大比例会成为消费的问题。统计表明，中国40%的最低收入农民现金消费率超过100%，也就是挣100元，要花出100多元（借贷）。再靠上40%居民现金消费率平均90%以上。城镇居民最低5%居民消费率也超过100%，有40%最低收入居民消费率在90%以上。而10%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率只有57%，如果按王小鲁调查结果计算，应该只有40%。因此，同样的财政投入，给了低收入群体对消费拉动的力量比给高收入群体大一倍以上。一个钱能当两个钱用。　　

　 　

因此，把全部工作的重点都放在如何快速、大幅度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这是中国度过这次危机的唯一出路。是不是用“发红包”的方法不重要，主要是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把力量使在这里。如果目标明确，我相信政府那么多人也不是吃干饭的，总能想出办法来。现在这种做法，只能加重灾难。　　

　 　

说到这里，肯定很多网友会说，这个烂道士在这里给谁上课呀，这些概念我本来就很清楚。其实不是贫道矫情，真到用的时候不见的谁都清楚，甚至经济学专家也不一定。　　

　 　

贫道记得90年代初还在政府研究部门里的一个事情。当时正在炒作“欧亚大陆桥”。当时省里领导就提出一个“把郑州建成全国最大‘铁路港’”的意见，让研究部门进行论证和规划。贫道当时负责我们单位流通处工作，觉得这事没法做，安排几个部下敷衍了过去。有一天省里组织各研究机构讨论这个问题，贫道当然也参加了。这些大学经济学教授，计委经济所的专家，社科院的老师纷纷发言，论证铁路港形成后对河南经济的伟大影响，有什么意义。后来主持会议的点名要贫道发言，说其他单位都是给政府抬轿子的，我不说不应该。但当时正要评高级职称，评委都在座，贫道怕说了倒霉。小声把这个想法给主持人说了。主持人是经济类职称评定第一负责人，让贫道放心，贫道就讲了大致一下的话：　　

　 　

我研究问题喜欢从概念说起。现在先说什么是“港”。所谓港就是把人和货从车上卸下来或装上去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有“港口经济”呢？因为人要滞留会形成餐饮业、宾馆业甚至娱乐业的机会。货物滞留会形成仓储业甚至商业、加工业的机会。这就是港口刺激地方经济的作用。后来就有了所谓“航空港”，航空港是空中运输方式与陆地运输方式交换人和货的地方。在一些地方也形成了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于是“港口经济”就扩展了。但不管怎么扩展，港的基本概念没变，无非是从水运与陆运交换人和货的地方抽象为“两种运输方式交换人和货物的地方”。如果不是“两种运输方式”之间关系，就不叫港，也不产生港口经济。郑州虽然是全国最大铁路枢纽，但京广线和陇海线都是铁路，一种运输方式。货物在北站一次编组都走了，人在郑州站大多数直接拐弯了，不产生其他人和货物滞留的情况。　　

　 　

贫道说完就以方便为由跑了。有的人可能会想到北站问题和拐弯问题，但找不到理论根据。贫道喜欢简单，开始就从概念出发，看看这个事情究竟牵涉什么事情。提纲挈领，自顶向下，事情反而清楚。　　

　 　

韭菜以后思考问题，就要跟贫道多学着点。　　

　 　

贫道大胆推测一下最后结果：　　

　 　

到明年年初，西方需求下降开始明显传导到中国的生产能力上。出口额下降5%（意味着产能过剩20%以上，因为投资都是提前按照年增长15%以上投入过了的）。大批中小出口企业停产，大量外资出口企业撤离到其他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造成20%以上的农民工失业。同时在取消最低工资保障情况下，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下降10%，这两个原因使农民纯收入呈现负增长。影响国内消费需求。而城市中产阶级由于股市长期低迷，楼市被套牢，“财富效应”丧失，减少支出，从而使消费品零售增长率接近零。消费需求不足进一步加重制造业经营困难，到明年年中，大量企业开始破产或裁员。由于国内主要企业实际是外资控股，中国企业效益下滑又造成西方公司财务报表难看，又加重了西方人对经济转坏的心理。这时恰逢西方金融危机进入宋鸿兵预测的海啸阶段，需求严重萎缩。下半年中国出口额再降30%，增加制造业产能15%以上的过剩，加上国内消费需求下降，企业开工率只有50%。这导致50%的农民工返乡，总数达到1个亿。这时，由于企业效益下滑，经济负增长，形成财政收入负增长。而坚持增加出口退税，对提高粮食收购价的补贴，使财政捉襟见肘。最后在2010年年初不得不停止一批匆忙上马的项目，形成一堆半拉子工程。　　

　 　

这时候想哭都来不及了。　　

 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