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二哥

新凤霞  
      我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那时，天津是热闹的工业城市。就是在南市贫民区，也有很多好玩爱唱的人，还有票友〔票友〕对业余戏曲演员的称呼。聚会的地方——票房。每天有人在票房吹拉弹唱，十分热闹。特别是在夏天，吃过晚饭后，人们就三三两两都到票房来了。虽然是挤在小胡同里，大人小孩却不断地拥到这里来，天津人就有这样爱玩爱唱的传统。

      不只是白天常听见有人唱，深夜里也常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唱戏，有唱京剧、评剧的，有说唱曲艺的。这个天津，好像到处都有音乐声，连做小买卖的吆喝声，都是有腔有调的。比如有一个卖药糖的，他的吆喝也就很讲究：“卖药糖啊!……橘子、香蕉、痧药、仁丹、萝卜、青果、鸭梨败火。吃块糖消愁解闷儿，一块就有味儿。吃块药糖心里顺，含着药糖你不困。吃块药糖精神爽，胜似去吃‘便宜坊’。吃块药糖你快乐，比吃包子还解饿……”

      这个卖药糖的，当时不过十五六岁。他顶聪明，会做木工活，会修锁、修鞋、修车、修电灯，差不多什么都会修。东西坏了，交到他手里，摆弄几下子就好了。他还有一个特点：爱帮人忙，一帮就帮到底，有股子热心的傻劲儿。从来没听说他有学名，冲他这股傻劲儿，人家忘了他的聪明，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傻二哥! 说他“傻灵傻灵”的。

      他上街卖药糖，要穿上一套专用的行头〔行(ｘíｎｇ)头〕戏曲演员演出时的穿戴。这里指服装。：白布中式上衣，黑色布裤。挽着袖口，留着偏分头，斜背着一个用皮带套好的、很讲究的大玻璃瓶。瓶口上有一个很亮的铜盖子，可以打开一半盖。围着瓶子，还装了些靠电池发亮的小灯泡。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药糖。瓶子旁边挂着一把电镀的长把钳子，是为了夹糖用的，不用手拿，表示卫生。

      傻二哥在家里穿的破破烂烂，去卖药糖时，就把这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换上了。他每次出去卖货，总是向邻居们打招呼，“大娘、二伯、三婶子!”地叫着，“我上街了，一会儿见……”嘴里哼着小调就走了，他总是这样高高兴兴的。

      傻二哥串街走巷卖药糖，最使人注意的是他的吆喝，非常认真的。看见小孩们多了，他就要作吆喝的准备了。先是伸伸腿，晃晃胳膊，咳嗽两声试试嗓子。两只脚一前一后，前腿弓，后腿蹬；一手叉腰，一手捂住耳朵，这才放声吆喝了。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这时候，就像唱戏一样高低音配合，都是一套套的吆喝出来，招来很多人看他。晚上，他开亮了红绿灯泡，照着闪光的铜盖子和电镀钳子，非常显眼。大人小孩挤着来买糖，也有不少是来看热闹的。说实在话，这药糖没有什么好吃，就是五颜六色的好看罢了。比如绿色的，是薄荷的，有点凉味；金黄色的，是橘子的，有点橘子香味；大红色的，是红果的，有点山楂酸味；浅蓝色的，是香蕉的，有点香蕉清香味。傻二哥就靠着一块、两块的药糖，养家糊口，很不易呀!值得佩服的，是他那种耐心和严肃的态度，不怕麻烦。小孩们买糖，经常是为了好看；买去了，想想不好，又来换红的，换绿的，绿的又换黄的，往往要换好几次。傻二哥都是耐心地对待，一点也不嫌麻烦。

      傻二哥家里很穷苦。他有一个寡妇妈妈，因为傻二哥卖药糖，我们都管他妈妈叫“糖娘”。他还有三个弟弟。他母亲给人家帮工当佣人，弟弟们就得由他照顾。他上街做买卖，都要托付好邻居们照顾他的家和他的弟弟们。我们这个院子都是穷苦人家，都是互相关心照顾的。

      有一次，傻二哥和他妈妈一道出门，妈妈手里拿着一根铁链，一把锁，要把门锁上。傻二哥不让锁，说：“您锁门干吗?叫邻居们看见多不好。”妈妈说： “破家值万贯，穷家破业，丢一把柴火就没烧的。”母子俩吵起来了，大家跑去看，都说：“傻二哥就是有见识，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还信不过咱们老街旧邻的吗?”

      其实，母亲帮工，也挣不了几个钱。忽然有一天，她失业回来了。说是因为主人怀疑她偷了钱，把她辞掉了。“糖娘”一肚子委屈，气得直哭，邻居们也都很气愤。傻二哥这下子可得着理了，他对妈妈说：“您看，老冤枉别人偷东西的是什么人?那是财主太太们。咱们院里住的都是穷人，您出门上锁防的是谁呀?”妈妈说：“行了，不锁就不锁，我都依你啦……”傻二哥在我们院里很有人缘，他每天卖药糖回来，都不闲着。帮邻居修鞋，装电灯，哪家有红白喜事，他帮着扫房刷浆，糊顶棚，糊窗户……帮人家搭柴灶，用旧煤油桶做煤球炉子。有时买卖做得好，剩几块药糖，他就分给同院的小孩们。阴天下雨，他帮助老年人买菜；下雪天，他必定把道路扫出来，给大家方便。傻二哥是院子里最能干的人，事事少不了他。

      有时，傻二哥还到票房去唱两段，老是乐呵呵的。他妈妈因为劳累过度，又加上孩子多，生活艰苦，老病复发。傻二哥做买卖，还得照料有病的母亲。虽然肩挨肩的三个弟弟都很懂事，但是到底都太小，母亲生病全凭着邻居照料。同院人都说：“大家捧柴火焰高，大伙帮一家好办。”

      不久，“糖娘”病故了。傻二哥一人带着三个弟弟，这个家就更不像样子了。邻居大娘们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帮着做饭。哪家贴饼子，给他们几个；煮一锅杂合面粥，分给孩子们两碗。有一次，我回家来，看见三个孩子都坐在台阶上，等哥哥回来。天很冷了，都流着鼻涕，互相倚靠着，真是可怜!我把他们领进院子，到我家烤火，让我妈妈找点干粮给他们吃，等着哥哥回家。就这么靠邻居帮助，三个弟弟在哥哥抚养下慢慢长大，到了十一二岁，就不吃闲饭了。去做童工，干散活，捡破烂，捡煤核。学着哥哥的样子，都那么勤快、懂事、热情、善良。

      解放前一年，我去青岛唱戏，离开了天津。不知这家四兄弟怎样了，时常想起卖药糖的傻二哥。

      1958年，我去天津“中国大戏院”演戏，傻二哥忽然来后台看我。他在糖厂工作，还是业余演员哪!三个弟弟，也都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成家立业了，再不是当年卖药糖的苦孩子了。我谈起当年的老邻居，傻二哥说：“穷帮穷，富帮富，官面儿帮财主。全靠了穷邻居们，才熬到解放，才熬到了头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