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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8 22:40:55
寻找饥饿的源头
“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因为饥饿，我们抬不动爷爷。母亲、奶奶和我，都没有力气。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当年身陷饥荒的定西孤儿展金元这样跟杨显惠讲述他们在大饥饿的故事。当杨显惠转述这些惨烈故事的时候，老泪洇出眼眶，在杨显惠粗粝的面孔爬动，他的嘴唇哆嗦，年届六十岁的西北汉子像小孩一样抽泣。
杨显惠见到展金元是在2004年，他是饮马农场的农工，就是杨显惠兼职副场长的地方。
如果不是杨显惠到来，这些往事可能就死在展金元的记忆里了。杨显惠一次一次引导他讲述死去的亲人。他们喝着酒，在清冷的夜晚，杨显惠用一个本子，把他们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在讲述的时候，杨显惠和展金元经常泪流满面。
展金元的姑父原来是这个地方大队的副队长，姑姑和姑父每人一天有半斤救济粮。他和奶奶就吃这个救济粮，吃了五六天，不行了，都不够吃，大家都挨饿。姑父就跟姑姑说，公社成立了孤儿院，叫儿童福利院，没有大人照看的孩子可以送到那儿去，他说我想把展金元送到孤儿院去。
姑姑背地里跟奶奶说这个事，展金元听见了。第二天早上他爬起来自己走到孤儿院。展金元活下来了，奶奶也活下来了。那时候展金元12岁。
杨显惠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寻找当年饥荒和灾难的源头，在1958年到1960年担任甘肃通渭县县委书记的人名叫席道轮，杨显惠费尽周折寻找这个人。但是最初通渭县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席道轮曾找地委书记反映情况。地委书记训斥他说：“你跟我说这些事干什么？你们是大跃进时期的先进县，这个旗帜不能倒。”席道轮不敢再说了，连夜又返回县里。2002年，杨显惠问席道轮：“当年饿死人的问题你有多大的责任？”
席道轮说：“我是有责任，可是这个责任不能全怪我，我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把粮食集中起来保管。作为县委书记，当初出现饥荒时我想挽救，但是无能为力。”
“饥荒的发生实际上是生产关系遭到破坏产生的恶果。大跃进，人民公社，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中国农业自然经济的形态，全国解放以后，搞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的土地都收起来集中。每年的农业都在减产，一年比一年产量降低，可是我们的公社大队书记，或者县里，再往省里，往地区，往县上，一级一级上报产量的时候越来越高，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各地都在‘放卫星’。”
“这段饥饿的历史不应该被回避”
1958年到1960年，定西人因为饥饿，没有食物吃，村里的人就剥树皮吃。一个村一个村的，如果哪儿有一片榆树林，很快榆树皮就被剥光，白花花一片。最严重的时候，杨树的树皮，杏树的树皮都被剥了吃。树皮没得吃了，就吃谷糠，就是谷子椿下来的皮，放在锅里炒，炒完以后在石磨上磨，磨得更细一点，打糊糊喝。
在靠近兰州的地方有个靖远县，因为办过农场，有几孔窑洞，窑洞不是在山上挖的窑洞，是拿土坯垒起来的拱形的窑洞，当地就利用这些窑洞又办起一个大龄孤儿院，那些十三四岁以上的孩子，被弄到这个孤儿院里，在这个地方种地，开荒，在这里生活。长大了就在这儿成家立业。小的那些孩子就全部集中到定西孤儿院。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就回到农村去，从哪个村来回哪个村去，给他们的身份是知识青年。还有一些就是刚进孤儿院的时候才一岁两岁，到了1969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刚十一二岁，不能上山下乡，这样的人数少一些，他们被弄到一个工厂里，作为学徒工使用。实际上由政府给这个厂里拨款，厂里代养那些孤儿。
孤儿院就是为了大饥荒的遗孤设立的。到1975年的时候，那些最小的遗孤也已经十四五岁了，孤儿院就这么结束了。
以怎样的方式铭记饥荒和灾难
自2002年起，杨显惠用了三年的时间走访问当年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遗孤。包括当年孤儿院的领导，孤儿院的老师，某些遗孤的家长约150人。对定西孤儿的采访每年需要花费两2.5万元，最初三年，作协补助1万元，其余都是自己支付。后来获得朋友的赞助，一位热爱杨显惠小说的生意人在三四年间，每年给杨显惠2万元支持他的采访写作计划。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篇章最初由《上海文学》杂志从2004年第一期开始到2006年第六期连载发表。
2007年3月，《定西孤儿院纪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2篇，其中的《黑石头》讲述两个母亲关于饥饿的痛苦的故事。《老大难》写一个母亲在饿死人的日子，母亲狠心地撇下儿子，带着女儿改嫁；《姐姐》写一对冻饿交加的姐弟，在趁人之危的牧羊人家借宿，倔强的姐姐为了保住弟弟这棵家里独苗苗的命，被迫献出自己的身体。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发表受到读书界的瞩目。批评家卲燕君评述说：“通过在大饥荒中幸存的遗孤们的叙述，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面前。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故事，使那场灾难变得具体可感，逼迫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纪实的态度，文学的形式直面书写这段‘大饥荒’历史的，这应该算第一次。”
《上海文学》杂志主编、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先生在评介《定西孤儿院纪事》时说：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的三年中，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连续二年半的时间(2004年第一期到2006年第六期)刊载杨显惠发表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大约是每个月的中旬，我在灯下展开文稿，一字一字校对的时候，我就会被那些朴素的故事与干硬的语句所震动，一种揪心的痛隐隐发作，像是上了瘾一样。每个月我都期待着，期待着这一分大仁爱和大感动。
“我愿意把它称作为信史，称作为纪录文学。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久地留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