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为何会成为滋养血汗工厂的沃土

何清涟 中国大陆为何会成为滋养血汗工厂的沃土 --从富士康现象透视“中国制造”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10-06-04讯】 作者：何清涟   
 
富士康N＋1跳之后，中国血汗工厂的问题终于浮上水面。客观评说，富士康确实并非中国血汗工厂的最坏样榜：第一，在代工企业当中，富士康算得上相对较好的类别；第二，在那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型产业——煤矿以及各种矿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黑窑奴工”，他们才是中国处境最为悲惨的奴工。

由于“富士康问题”并非只是富士康独有的问题，因此，希望富士康悲剧不要再在中国上演，就必须考察中国为何会成为滋养“血汗工厂”的沃土。

一、企业：背靠政府这棵大树好乘凉
任何企业在中国生存，都必须面对五种社会关系。这五种关系分别为企业与市场（代工企业的市场就是下订单的客户）、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员工、员工内部有效的科层组织，以及企业（政府）与媒体。其中企业与市场及政府的关系在这五种社会关系当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了企业行为与企业员工的工作环境。由于中国政府事实上放弃了保护劳工权益的职责，劳资关系因而伸缩余地最大。

在五种社会经济关系当中，作为一家代工企业最重要的关系其实是客户。客户的需求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因而这是所有关系当中最没有伸缩余地的关系。但作为代工企业，即使是进入500强的富士康，面对苹果、DELL等大客户也并无多少谈判筹码，因为代工所需要技术并不复杂，可替代性较强。客户选择代工企业时，主要是成本考虑。当年中国就是凭借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再加上无环保成本，政策优惠，因而成为以代工为主的“世界工厂”。

企业必须与其所在地的政府保持良好关系。郭台铭的起家资本是1988年在深圳设立的黄田工厂，当时只雇佣了100多个工人，在港台资本中也只能算一条小鱼。但郭台铭自有其过人之处，他不但能够拉到源源不断的订单，还能把中国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五减三免”等用足用好，合法避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期有限，郭台铭会隔三岔五地注册一批新的企业，让富士康能够持续地享受各种税收优惠。这除了程序合法之外，当然还需要当地政府装聋作哑。

富士康加班并非秘密，但郭台铭有本事做到让深圳市政府对此不闻不问。按照中国劳动法规定，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违反〈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第5条规定，用人单位每日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超过3小时或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36小时的，应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按每名劳动者每超过工作时间1小时罚款100元以下的标准处罚。

依据上述法律，富士康显然违法，而且是严重违法。但何以至今安然无恙？这当然与深圳市政府的默许及纵容有关。

中国政府近20多年来陷入GDP崇拜。自1991年至今，富士康集团营收一 直保持着年均超过60%的复合成长率，近年来每年出口额将近600亿美元，跻身世界企业500强。在深圳市那块庞大的GDP蛋糕中，有富士康贡献的一大块 ――在深圳10家产值超百亿元的工业企业中，有3家富士康集团的分公司，它们是鸿富锦、富泰宏和群康科技。也因此，郭台铭的富士康自然成了深圳市政府的重点扶持企业。 　

　
二、富士康的工人一天到底要工作多久？
这次富士康出现连续跳楼事件后，郭台铭很自信地面对媒体声明“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我相信他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早在几年前，郭曾投入巨资，自当总导演，编导了一部纪录片（有媒体称之为《深圳紫禁城》），宣传富士康对工人如何仁慈，工人如何热爱富士康。这部片子展现的游泳池等体育设施之高档，娱乐设施之完备，确实为一般代工企业望尘莫及。可惜，这部纪录片只是郭台铭的自述，并非富士康的全部真相。

人们也许还未忘记2006年8月郭台铭以名誉侵权为由将广州《第一财经时报》两位记者告上法庭，并开出天价索赔3000万元一案。这篇惹怒了郭台铭的文章其实只不过披露了该公司超时加班的问题，其标题就叫做“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2006年6月15日C5版）

苹果公司总部曾于2006年8月17日发布报告，指出富士康员工的加班时间超过了该公司《行为法则》有关最高每周工作60小时、至少休息一天的规定。富士康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出了35%。

今年1至4月间富士康接连出现跳楼事件之后，一些记者对富士康做了艰难的内部采访，揭示出其阴暗一面：富士康一般实行“13休1”制度，即上班2周放假一天的工作制度，超时加班是常事。普工有三怕：一怕管理层，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自己的绩效。这是工人如数拿到工资与加薪的前提。二怕保安，因为工厂实施军事化管理，员工随时可能会被保安员殴打；三怕分流，因为可能无工可做或工作多得累死人。（“揭秘富士康用工内幕：普通员工有‘三怕’”，《中国经营报》 2010年4月6日）

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富士康网友观察团”通过卧底与内部调查方式摸清了一些情况，发文揭露富士康存在的九大问题，其中包括富士康工会形同虚设；保安人员非法打骂员工并限制其人身自由；富士康与员工签订霸王条款、变相限制员工的人身自由；法定工资偏低；强迫工人加班（几乎每天五小时）等等。工人每天就是机械地重复几个动作，几乎就是卓别林主演的那部经典影片《摩登时代》场景的重现。

基本可以断定，大多数工人每天工余之后最渴望的是睡眠。那些娱乐设施对他们来说，享用的机会实在不多。

三、在中国工会为何成了摆设？
在任何国家，决定劳工生存处境的主要是依靠劳资双方的政治博弈。在中国这个不允许劳工与资方平等博弈的国度，则主要依赖政治赋予的制度保证。一旦政府成为企业的利益共谋，保护劳工权益就成了难于上青天之事。中国的劳动阶层之所以被称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更在于他们政治社会权利的缺乏。

中国由工会出面代替全体员工与资方签订的合同，与其说是劳资双方的博弈，不如说是政府刻意安排的一种政治表演，观众主要是时时对跨国公司生产链各个环节是否侵犯劳工权益提出杯葛的外国人权组织。中国政府在劳工问题上最大的政治成功就 是将所谓工会变成了政府手中的政治道具。

迄今为止，中国的工会机构仍然位列政府的“党政工青妇”几套常设班子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及省市县工会的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从中央到省、市（地区）、县的工会负责人，无不列入政府官员编制，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也是行政任命，处级以上的工会主席还得经过党的组织部门考察，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工会成了安排当地政治失意者的官僚机关。从其作用来说，中国工会只是政府的附属品，其真正作用是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工人，宣传劳动纪律，推行政府政策，而不是代表工人与雇主和政府交涉。2001年通过的《工会法》是解读中国劳资关系的一把钥匙。该法第27条的潜台词是，如果工人自行罢工，工会的功能不是参与罢工的组织和领导，而是劝导工人，协助管理层“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换言之，中国的工会有责任瓦解工人自发的罢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工会只不过是政府机构对劳工实施管理控制的另一工具，在保护工人权益方面必然无所作为。有兴趣了解详情的读者可以去阅读拙作“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

理解了工会在中国只不过是个政治道具，就不难理解富士康工会的存在价值了。富士康工会负责人由郭台铭的秘书兼任，绝对不是深圳与富士康特色，因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会都具有同样特点。广东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狮山镇总工会派员殴打罢工工人（5月31日），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实属正常。可以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们能获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中国的劳工群体决不至于堕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

四、“血汗工厂”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
对“中国制造”的代工企业与中国政府来说，目前最痛苦的事情与其说是劳工的罢工，还不如说是目前连维系“象刀刃一样薄的利润”也很困难。下面以富士康的利润构成为例分析，因为在这一事关企业生死的问题上，富士康的难题其实是所有“中国制造”共同面临的难题。

当年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土地、劳动力价格、税收、原材料等各方面的低成本优势造就了“世界工厂”。20多年过去，当年构成低成本的诸要素如土地、原材料及运输成本等价格不再低廉，税收优惠也已不再，唯一还可榨取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成本。具体到富士康，《中国经营报》有篇记者调查谈到，尽管富士康是一家主要承接来自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订单的大型代工企业，但其利润主要依赖对人力成本的调控。在记者获得的一份有关国际客户向代工厂商发送的“代工询单”（Request For Quotation）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有关原材料/部件（component）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修、培训、用工量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富士康基本上没有可能从供应链上创造获利空间。唯一可打主意的就是订单客户均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此外，厂房、机器、维修等费用也需要在富士康赚取的人力成本中摊销。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只有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赚取人力成本的差值。

使中国血汗工厂雪上加霜的是竞争者日多。目前，与中国挤在这条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条竞争之路上的同行者，已经有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泰国、巴西及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的土地成本远较今天中国为低，政策方面也远较中国优惠，中国能够与之相比的唯一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了。

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是自主研发。但中国产业结构多年来空有转型之志，却未能实现转型，自有其无法克服的深层原因。因为在科技积累上，罗马城并非一天建立的。仅仅依靠偷窃可以得一时之便，但最终还是无法成为科技大国。

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便宜哪安家。尽管苹果、戴尔、惠普公司诺基亚与索尼公司纷纷表态要派遣专业团队调查富士康员工的工作及福利状况，富士康也宣布将员工薪酬提高20%，但这些跨国公司会在它们给富士康的订单上增加订金吗？答案显而易见，一旦找到成本洼地，这些企业会寻找新的代工企业。这就是那种“逼走富士康，就会有几十万人失业”之说的依据。

“血汗工厂”在中国行至穷途，这是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变化使然。但血汗工厂虽然山穷水尽，却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转型柳暗花明，更不意味着持续近十年的无就业增长状态会就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