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里有个故事，叫“子贡赎人”。
鲁国法律规定，如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出钱赎回来，事后可由国家报销赎金。
孔子的学生中有个叫子贡的，是商界成功人士，一次他到国外商务旅行，顺便响应国家号召，赎了一个同胞回来，事后却拒绝了国家支付的赎金。事情因此而起。
我们今天尽可以揣摩一下子总当时的心态。
其一，我能发点财全靠国家的富民政策，有机会为国家做点事，尽尽义务，也算是回报社会吧，再说关注一下慈善事业，心里会好过些；其二，借此也可宣传一下，我子贡是重义轻财的，信义为本，文明经商，今后在商界也好混些。要知道当时可没法打电视广告什么的，做点善事让人们口口相传，“效果出奇的好”（这下诸位知道了，中国在几千年前就有了“企业文化”这种东西）；其三，也让那些个暴发户们瞧瞧，读没读过书，名牌院校还是草鸡大学，学位高低等等，那可是不一样的，我子贡师出孔门，乃一代儒商也（这下诸位又知道了，子总就是如今那些个“儒商”们的正版祖宗）；其四，那多大点钱，小夜些嘛。
无论我们揣摩的对不对，这事还真让这小子（就当他姓子）给弄出大动静来了。一时传遍了全国上下，街头巷尾那是议论纷纷。估计国君也正在看刚呈上去的“内参”，考虑着如何题词号召，掀起“全国人民学子贡，争当精神文明标兵”的热潮。
就在这时，孔子找到了子贡（很难找的，交通和通讯都不怎么发达），我虽然没将那场谈话原文照搬，但基本上没敢篡改，孔子曰：你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开了个坏的先例，从此不会有鲁国人再肯为沦为奴隶的同胞赎身了。你接受国家补偿的赎金，不会损害你所做之事的价值，你拒绝这笔赎金，只会破坏国家那条好法律。
如果《吕氏春秋》真是作为历史写的，不是报告文学的话，那孔子可就不简单了，他当时已经研究到了儒家和法家之间的边缘学科（或者是交叉学科什么的）。足可以使今天梗着脖子争论“德治”和“法治”的双双哑口无言。
很不幸，我这篇本来很臭的文章，现在要变成“道德与法制”之类的东西了。但我发誓绝对不会让你看着看着就想去会见周公，而且保证不插广告。
鲁国立那条法律的用意，是为了鼓励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大好事，哪怕你暂时没钱预付赎金，也可以去借来为同胞赎身，因为你不会损失任何东西。而且还能得到精神文明方面的回报（无论是来自社会外界还是自己的心灵）。
如此充满人文关怀，如此美好的法律，就是在那几千年后的人们也未必就有福消受，可那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愣是把那么好的法律给捅了个口子。要知道别的袋子破了补补还能用，可是法律这条口袋一旦开了口子，你补补试试！不吓死你也累死你。
惠而不费，还有精神回报的大好事，别说是在那个孔子日理万机，比安南还繁忙的时代，就是放在如今，他老人家被“坑”过（秦二世）、被“批”过（批林批孔）后的今天，也是会有很多人去做的。多爽啊，我有空还干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呢，图开心嘛。要真有这种事都不告诉我，我跟你急。
子贡也许料不到导师对自己的行为会如此痛心疾首。其实让孔子操心的不单单是“那条好法律”，更令他感到揪心的是道德本身的安危。子贡把原本人人都能达到的道德标准，超拔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我们可以继续想象一下。
要是鲁国君主为子贡之举龙颜大悦，欣然题词：向子贡**学习！并下令通报嘉奖、宣传推广，部署在全国上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子贡精神，争当道德标兵”的热潮，那麻烦可就大了。
人人都在表态向大公无私、一毫不取的子贡学习，社会表面的道德水准得到很大的提高，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道德水准的实际滑坡已然势不可挡。因为头顶已高悬了子贡那样的道德高标，谁若赎回同胞后还找国家报帐，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在那个让孔子他老人家呕心沥血的时代，一个不道德的人所遭到的“报应”，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贴点大字报将他家的大门封死，让他闭门思过写材料那简直就是小儿科了。满大街游斗那也算不了什么，电影里那些戴着高帽的人，大都一个个仰着高傲的头颅，即使满脸血污也是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神情（如果你不同意，找导演去）。
在那个时代，一个刚被搞臭了的人去菜市场买几棵小葱和豆腐，就会被卖小葱和卖豆腐的大婶合起来当街训骂：你配吃小葱拌豆腐吗你？抬座金山来也不卖给你！就不卖！丧尽天良的东西！人在极度悲观绝望的状况下，生命力是很脆弱的，不由分说从摊上抢块豆腐过来，拿脑袋一撞，准死。
被搞臭是这么的可怕，然而又有几人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保证损失这笔赎金而不致影响自己的生活呢？那么就让道德高标见鬼去吧。孔子担心的事情就是将这么样发生的。
象我这样的角色，生活在那个时代，最牛也就扯个幌儿摆个摊，靠替人写点一封家书什么的维持生计，如果上面要我向子贡**学习，干脆叫我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得了。
当然我还有可能成了范进，虽然那时还没科举这回事，但肯定有比科举更厉害的东西，比如考孔子的研究生。我是范进就跟岳父借把杀猪刀，到子总那儿去搞搞募捐，然后俺也出趟国，顺便赎一队同胞回来，一过边境就扯起一大横幅：本次活动由子氏集团提供赞助。好不快哉！
道德标准的无限拔高，只能导致事实上的“伪道德”、“反道德”。张远山先生曾经说：“违反常情、悖逆人情的道德，是世上最邪恶的东西……道德的根本目的，不是束缚精神，而是解放精神。”
一个过度倡导“大公无私”的社会，是不理性的。无论从文化、道德，还是从政治、经济层面上来说，都是这样的。而一个指望靠英雄、楷模来引导大众，用几近催眠的方式来推动文明进步的社会，则类似于发呓语了。如果真有这么样个社会存在，那将是人类文明的大敌。
要避免上述这一切，千万不能左一句“加强思想教育”，右一句“加强党性锻炼”，时不时还来上一阵子“精神文明达标创建活动”之类的，说句不敬的话：跟抽疯似的。最让咱平头百姓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那句“廉洁自律”，那意思就是自己收好自己的爪子，虽然没人看见你有一对爪子，不用担心爪子被斩。
其实只有一条路：让制度看守社会（西谚是“让规则看守世界”），包括道德（主要指公共道德）。
这不是“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的问题，因为有句话是无法反驳堪称真理的，那就是“有善的地方，必有恶相随。”如果善与恶的分水岭仅仅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那么大家根本无权就善恶问题相互评判，争论和争吵随之发生，不要到那时候才想到还有“法律”这种东西。
当然要回答如何立法的问题，这篇本来就很臭的小文可承担不起。
虽然如今的国外，仍然有渴望我们去赎回来的兄弟姐妹（可不包括引渡），但是问题有些复杂，有可能会涉及外交大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区区一些个被拐骗后受尽折磨才想起回家的娃娃（还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劳工），算不了什么。再说还可能会涉及国际法什么的，那就更别去凑热闹了，才多大点水平！
幸亏鲁国君主很快收到了关于孔子那场师生谈话的第二篇“内参”，并立即下令各大媒体封杀了子贡。
至于子贡，完全有可能听了导师的话，或是迫于上面的压力，去财政部领回了那笔补偿金，然后以个人名义广而告之，证明自己早就按时拿到了补偿金，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小子！虽然重义轻财的名声没了，但是又捞回了个诚实守法、政治过硬的名声，而且徒增了一些神秘感，神秘感这东西可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当然钱也一分没少。
由此可见，能钻法律空子的人可不是一般角色，从古至今皆如此，只是今天的好处可要比那个时代多得多，现成的空子不够了，撕口子的也就多了起来。
照这么说来，由于孔子他老人家的操劳，道德在那个时代好象并没有发生过滑坡。
那么滑坡到底发生在哪个时代，发生过几次呢？还得请诸位兄台赐教。
最后再喊句口号聊表心意：道德的根本目的，不是束缚精神，而是解放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