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几年前，美国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卢刚事件。1991年11月1日，一位叫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在他刚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学位的时候，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一位和他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和副校长柯莱瑞。随后，卢刚饮弹自尽。整个枪击过程不足20分钟，卢刚在自杀前总共向六个人开枪，除女学生茜尔森被击中脊椎，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外，其余五人全部丧命。
看到卢刚事件，我也想到了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
“挺能杰儿（teenager）”们乃是世上最莫名其妙的生物。人发育到了这个阶段，大抵都会暂时性地变成怪物。孩子在那个年龄段时，我俩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程度。记得有一次这小子冲著我大喊：“你凭什么 run my life？（管我的事）这是我的人生，不是你的，是不是？我就是要自杀你也管不著！”
当时自然是气得够呛：这是什么话？真是不识好歹！什么叫“run your life”？难道小孩玩火柴，大人也不能去抢下来，否则就是专横霸道？真不该把孩子带到西方来。
一气之下，索性撒手不管：有朝一日你要哭著来见我，悔不该不听老子言！然而我这一撒手，天也不曾就此塌下来。人家苦头自然是吃了些，而且都是我预警过的。可当我得意地指出这一点时，小子却说：“是的，你早说过。不过不到那一步，谁听得进去？这些教训得自己去总结，谁教也没用！”
这话让我琢磨了许久，从这儿我悟出了中国人做人的荒唐。无论是对孩子、对配偶、对兄弟姐妹，还是对朋友，咱们都觉得有一种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要去照看人家的人生之路，似乎慢慢眼（沪语，证明阿拉是上海人）别人就会误入歧途。关系越亲密，这责任感也就越强烈。这沉重的道义十字架压塌了所有的人的脊梁。无论是诲人者还是被诲者都如同活在教堂里。谁要偶尔露出人性的劣根，诲人者就丧失了为人师表的资格，被诲者就得让为师表者痛心疾首。无论扮演的是哪个角色，接下来的事似乎就只有自杀以谢天下。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活得无比之累的原因之一。咱们没有意识到：无论多么亲密的关系，都并不自动给你作他人人生向导的权利。除非对方如大旱盼云霓般渴望你的指点，硬要去诲人不倦，实际上是滥用亲情或友情的一种僭越。
咱们这样做毫不足奇。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诲人不倦的社会。无论是在家里，在学校中，在社会上，不管你碰到什么事，小到定时作暑假作业，大到如何看待海湾战争，家长、老师和当局都会立刻为你提供一个无比明确的标准答案。照著这个答案去回答人生试卷，你就会获得成功，从被诲者变成了诲人者。蔑视别人的劝告，你就会遭到社会的合力惩罚。於是咱们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诲人社会，由诲者与被诲者两个等级组成。每个人都要力争上游去作第一等级，决不肯撒手不管，一定要去无比热心地指导旁人。
可惜就连在中国那个拥挤社会中，人生的“标准答案”也正在为时代的大潮冲得七零八落。就算咱们能保住那个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用它去诲人不倦，把被诲者们成功地变成了古代那些百依百顺的孝子，也无非是造出了一群因袭陈见的窝囊废。这样的社会又有什么生机？
西方社会里的一条文明通则，就是承认各人有充分的自由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没有什么 “标准活法”。就算你说的真是标准答案，具体的教训还是只有自己去总结。没有一定的人生经验，格言不会变成座右铭。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哪怕对方是你儿子，人家也只会觉得你是外行领导内行。无视这种心理常态，在游说毫无效果还要喋喋不休时，唯一的作用便是刺激对方的逆反心理，越发要跟你对著干。如果对方干的真是错事，你岂不是火上浇油？如果对方干的是对的，你岂不是毫无来由地给人家制造阻力，让人家活得更加艰难？不管结果是哪一种，你那诲人不倦只能毁掉本来是正常而自然的关系。
鲁迅说：豪猪们挤在一起，就要刺痛对方，所以彼此之间得保持一定距离。敬爱的林副统帅在《红楼梦》上作眉批“勿太密，亲则疏”。哪怕亲如父子，彼此之间还得留上一定距离。这距离体现了对他人人权的尊重，给对方足够的喘息空间与行动自由。中国式的诲人不倦，其实只是对他人人权的巧妙的“崇高的”践踏而已。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毫无创造力，就是靠了这几千年的毁人不倦的自杀与他杀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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