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美国国家创新体系

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创新环境。其中大学和其他知识生产机构发挥的作用更大；地方、地区和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制订产业政策；国际机构和多国机构也参与进来；甚至老资格的大型企业也正在调整开发技术的方式，采取合纵联横的战略联盟开发和推出新产品；产业界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得到技术科学创新的补充和支持；发源于学术界并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新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和替代能源技术已成为创新的源泉；以产业和大学为基础的创新代表了经济成长的阶段，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战略，即目前高技术行业的发展与19世纪得益于英国和德国大学里的科学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化学和电机工业的情况一样；虽然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很早以前就被纳入了大型企业，但它们目前发展的形式值得注意；一些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技术的出现，加上老技术改造的需要，又提出了关于创新源泉和传播问题等。?

　　在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现在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由于创新进程在发展中有许多跨越国家边界的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所以，国家创新体系已经地区化和国际化。尽管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企业正逐步采用合并和合资的企业经营模式，这三国仍在考虑联合创新倡议的问题。?

　　国家创新体系与地区和国际创新体系之间相辅相成。在地区层次，新英格兰地区创新体系“128公路”随首麻省理工学院的创建发源于19世纪中叶。在国际和多国层次，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欧盟都制订了协助经济发展的计划，并通过协调官产学关系来实现目标。?

　　1.三线螺旋体?

　　公共、私人、学术这三个行业相互交织作用，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这个三线螺旋体的发展涉及到四个方面。第一，每条螺旋线内部的改革，如企业通过战略联盟发展相互关系，或各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使命方面达成共识。第二，螺旋线之间的相互影响，如美国联邦政府在1980年贝赫-多尔法案中制订间接产业政策时的作用，或州政府在制订政策和计划鼓励大学与产业界建立联系中的作用。第三，根据这三条螺旋线的朴互作用，建立新型的三线交错重叠体，为高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形式。这种做法通常产生于出现经济大萧条或国际竞争加剧等危机的情况下。第四，官产学这些构面对产生它们的螺旋体本身和社会都具有循环影响。

　　2.公共行业?

　　100多年前，美国政府把联邦土地拨给各州建立大学来发展主要以农业和机械科学为主的民用技术。这个土地赠予法案是美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奠定了现代美国科技发展的基础。美国从宪法中专利体系的理论基础开始，就一直鼓励技术型经济发展模式。19世纪伊利运河的修建、海岸线的测绘、内陆资源的勘探哺育了土木工程、海洋学、地质学的发展。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创建军事技术衍生公司的方式间接支持技术创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它的基础研究项目造就了繁荣兴旺、利润丰厚的生物技术行业。?

　　针对70年代制造行业走下坡路的情况，各州政府成立了有关科学技术机构来刺激以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各州计划主要集中在改善各种产业和研究条件方面，如鼓励大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技术专长、为老企业提供技术推广服务、向新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基金等。所以，美国的技术政策主要反映在州

　　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计划上，反映在国家实验室与公司企业合作开展研究开发活动的框架上。?

　　在这种创新环境中，州政府在80年代通过各种支持大学和企业的措施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在宾州，本.富兰克林研究计划鼓励支持大学和企业通过合作研究加强联系。本.富兰克林还向新企业提供种子风险基金。当时，联邦政府在思想意识上还不允许直接鼓励这种联系的做法。但州政府的这种做法相当普遍，因为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是大家公认的州政府的职责之一。?

　　在联邦政府层次，70年代后期，随着汽车行业和重工业长期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卡特政府提出加强政府在支持产业创新方面的作用，但遭到国会反对。国会认为政府介入等于干预市场，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在国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卡特政府采取了间接的创新政策。他们把目标集中在大学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所开发出来的与产业有潜在联系的项目上。这类项目是一种相对来说还未得到开发的资源，它也是联邦政府所资助的研究活动的副产品，其专利权为联邦政府拥有。这种专利权理论上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但实际上使用的人很少。因为联邦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人们担心使用这种专利开发出技术成果后，会招来大批无法阻挡的免费搭车者。?

　　为解决这种知识产权和产业创新停滞不前的问题，1980年贝赫-多尔法案规定，大学利用联邦政府资金开发出来的技术成果，其知识产权属大学所有，商品化权利也属大学。大学须负责将研究成果投入使用也成为接受联邦政府研究基金的条件之一。

　　除了技术转移方面的要求外，该法案还有一项鼓励措施，即大学可以保留出售发明和转让许可证的经济收入。贝赫-多尔法案的目的不是资助大学，而在于调整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关系，使大学实验室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源泉。贝赫-多尔法案成功地鼓励了发源于大学的产业创新，大学的技术转移收入也是对创新贡献大小的一个间接指标。

　　自1980年，大学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技术转移工作，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聘请产业界的科学家或交给大学律师新的任务，推销教授们在研究活动中开发出来的技术。贝赫-多尔法案之前，只有几所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在技术转移方面比较活跃。过去十几年来，技术转移已在大学系统普遍展开。贝赫-多尔法案带来的变化是加强了大学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大学不仅向企业转移技术，而且为自己的教研人员和学生创建新企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有些大学还建立了孵化器和研究园，更多地参与地区经济的活动，有些是大学自觉的行动，有些是地方政府鼓励的结果。现在，促进经济发展与教学、研究已成为大学的使命之一。

　　3.私人行业?

　　在官产学相互联系的基础上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稍早前，线性创新模式，即大公司实验室诞生的新发明经过各阶段的开发，最后在公司的工厂里投入生产的模式被认为是理想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创新活动不需要与外界联系，自始自终都在本系统内完成。因此，拥有研究实验室的大公司被认为是技术创新、行业扩展、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直到70年代，线性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即使有的消费产品和环境副产品出了问题，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大公司的技术是就业增长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动机。?

　　虽然后来的创新进程中出现了学术和政府的因素，全国性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继续扮演创新组织者和技术转移载体的传统角色。但即使如此，大公司在新的创新环境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有些大公司，如IBM和通用汽车公司着眼于长远利益，保留了大型基础研究实验室作为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贡献。如IBM在超导技术和RISC技术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超导的发展导致了新企业的成立，或许还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行业，其他公司则对RISC进行了充分开发。90年代初，经济开始下滑时，许多这样的大公司缩小了实验室的规模，并要求实验室直接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否则必须自筹经费。?

　　面对情况的变化，大公司改变了各自为政的做法，与其他企业和国家实验室组成联合体来开发和促销技术。大公司实验室过去只为本公司服务，现在也建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跟踪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情况，并向其他公司出售技术。企业之间通过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它们结合各自的优势去共同研究一些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有效、低成本、迅速解决的问题。这种战略联盟最初的目的是完成一些单项任务，如开发一种新产品。现在逐步演变成开发一系列的相关产品，并扩展到公司的其他领域如营销、财政、采购等。总的看来，企业联盟这种形式介于合并或购并和单项交易如转让一项知识产权之间。?

　　在90年代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各机构之间强化了联系，推动创新工作向前发展，推出新产品上市。新的创新模式打破了部门内营销、开发、研究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部门、机构、行业之间的界限。IBM和其他公司欢迎这种模式，因为它涉及的主要不是研究开发的投入问题，而是解决了这些公司通常存在的研究开发与产品开发和市场脱节的问题。?

　　4.学术界?

　　今天大学里的非集权技术转移模式演化于20世纪初的研究公司。当时，这些研究公司扮演了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中介机构的角色。现在，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可以选择不同的技术转移方式，有的还经营孵化器或研究园。而当初的研究公司也脱胎换骨，大部分发展成为面向大学的风险投资企业。?

　　不论是作为产业界的助手还是独立企业家，研究大学在新的创新环境中有新的作用。在这个环境中，创新不再以线性方式进行。像政府实验室和新建企业一样，大企业的研究实验室只是众多创新参与者的一员。随着冷战结束，大学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化，就像贝赫-多尔法案改变知识产权规则以进行产业政策实验一样。

　　5.新的创新政治?

　　创新环境由一个地区所有可用于刺激高技术经济活动的现实或潜在资源组成。它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大学之间的联系和它们各自内部活动的联系。许多情况下，创新环境要在高水平下运行，涉及到同行业之间以及跨行业之间必须建立新的联系，如企业间建立联合体，企业与大学间建立合同关系等，以及鼓励现有的机构发挥新的作用，如大学的技术转让和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它还涉及到建立新的机构，如科学园和制造推广服务站去重新调整创新环境甚至增加新的环境因素。?

　　DEC公司发源于MIT的一个研究项目，随后又出现了许多衍生公司，它们在五六十年代建立了微型计算机工业。30年代大萧条期间，新英格兰地区采取了以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创建了多所大学，生物技术就发源于其中。在美国，生物技术现在是一个产值80亿美元的行业，间接提供了10万个工作机会。它代表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的发展，就像1910年汽车工业发展时一样。生物行业与计算机行业相同，是一个对其它经济部门有广泛影响的独立性行业，而不是现有行业中的一个分支领域。?

　　知识作为一个生产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他传统的因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的重要性在下降。现在美国政府采取了更为面向产业的态度。它不仅试图建立有利于商业投资的政治经济气候，而且还积极干预产品开发过程中各环节的工作，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营销等。这种干预表示一种以政府、产业、学术关系为基础的新的合作主义形式的出现，即三线螺旋体。?

　　三线螺旋体的出现可以更清楚地在有关行业领域的消沉和兴旺中反映出来。在那些变弱了的或还没有发展到足够规模而自立的行业中，政府和大学这两个因素在促进经济成长方面的作用变得非常显著。硅谷这个起源于大学和产业界的密切联系、并成为高经济发展象征的地方，最近更变得具有企业家高技术行业的特点，即远离政府。但在80年代，由于受到日本强力竞争的冲击，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曾要求政府提供财政援助成立新的实验室，汇集企业的研究人员和学术界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并成为官产学关系为基础的创新体系的一部分。?

　　克林顿政府的技术政策主要集中在促进产业界更多地获得政府科学资源，协调联邦机构的科学计划，发展政府支持科学的经济理论基础等方面。这种技术政策把产业放在优先地位，通过政府采购刺激新民用技术早期市场的发展，提供产业推广服务和其它信息传播服务，将国家实验室从军事研究转向成本共担的产业研究等。与前两届政府不同，克林顿政府意图把美国的科学政策归置在产业政策之中，以培养产业创新，并采取措施直接将政府支持的研究活动转化为经济产品。?

　　这些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体系中军事成分改革举措的一部分。自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就具有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一种是民用经济，或称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军事经济，完全受政府控制。促成当前美国科学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发展军事经济存在着的矛盾以及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中，政府支持的研究工作需要更多地为民用经济做贡献。?

　　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代替了军事竞争，军事经济的成分逐渐减弱，美国政府的科学政策和资助政策也随之改革以解决新的产业政策问题。由于美国经济体系向军民混合型过渡，并且军事研究开发民用化，加上激烈的国际竞争，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科技政策向变成产业政策一部分的方向发展。?

　　产业政策是美国军事和民用双重经济向单一混合经济过渡的产物。政府和大学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加强有助于加快走出军事经济的进程。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军事竞争基础的消失、以及将研究资源转向产业用于发展民用经济这些因素，促进了军转民的发展。?

　　这些因素也是国家实验室军转民的动力。1986年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规定，国家实验室负有技术转移和与产业界进行合作研究的责任。研究中出现的有利于民用工业的成果应转给产业。为此，大型国家实验室纷纷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通过合作研究开发协议与企业展开合作研究。

　　冷战后，有些国家实验室赖以生存的使命和任务已不复存在。为了维持生存，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工作发展得很快，向产业界提供研究服务已成为有些实验室的主要任务。由于克林顿政府积极直接参与产业创新，有些原来比较小的一二千万美元的创新计划已扩展成为数亿美元的计划，如先进技术计划、技术再投资计划、军转民计划等。?

　　根据这些计划，大大小小的企业联合体和大学努力进行研究促进产品开发。各行业之间由此形成的联系为造就一个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大公司实验室、新建公司在内的新的创新环境做好了准备。三线螺旋体中这些机构的联系不仅仅是企业间的联系，还是企业、大学间的联系，是州政府、企业、大学间的联系，是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大学间的联系。?

　　许多地区性的创新体系现在也增加了政府、产业、学术的成分。在匹兹堡和宾州西部地区，形成了一股创建新高技术企业的风潮。最近，联邦政府拨出款项支持宾州西部地区的制造技术推广计划。该计划由州政府发起，旨在帮助现有企业。联邦政府的参与将大大扩展该计划服务的范围。这种联邦政府直接参与支持产业开发的做法在美国创新环境中还不多见。匹兹堡地区的新老企业具有相互建立联系的潜力，加上地方大学可以发挥作用，把政府机构及不同行业组织在一起，开创新的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