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代价
作者：苏小和
在学术界，陈寅恪几乎是受各个派别共同拥戴的大师级人物，我个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对他的风范赞叹不已。但有一个问题我想谨慎的提出，即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为什么陈寅恪不随同赴台，反而坚定的留在了大陆？陈留在大陆，给他的晚上生活和学术活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现在可以看到的醒目史实，是1953年中期中共的科学院打算调动陈到北京任职。以陈的学术风骨，他不去在情理之中。12月1日，为了给不去北京到任一个理由，陈寅恪口述，其弟子汪篯记录了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今录其全文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府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与陈寅恪不同的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当时是激动的到任。后来我们看到，郭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只有未到任的陈寅恪到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问题是，陈寅恪对气节的坚持，是有代价的。首先是他一直蜗居在广州，这段人生中最后的时光，陈以一种彻底龟缩的状态，守着自己的心灵慢满过完。全国一片斗争之声，他的学术工作也只能彻底收缩，陈晚年缺少系统成果，就是这种收缩的显然证明。
让人不愿意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陈寅恪的死亡细节也成为他主动留守大陆的代价。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一代大师如此卑微、屈辱的离开人间，让人唏嘘。如果当初他接受国民党的邀请去台湾，或者移居香港，我想大师的死亡仪式应该是能保持起码的尊严的。
相比之下，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者，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原因，就有尊严得多。傅斯年是在1950年12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死在演讲台上的，虽然年仅54岁，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灾难还没有全面兴起，他也算是享受了哀荣。胡适死在1962年6月24日，当时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心脏病突然发作，就此离开人间，国民党给予了胡适极高的葬礼待遇。
(本文来源：台海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