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案

此案完结之后，孙衣言倒是不依不饶，他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其实郑敦谨心里很明白，他只能以苦笑对之。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他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程议，他分文不收，两个随行郎中每人收了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

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从中斡旋，京里头的恭亲王也在暗中出力，方才掩饰出去。但是郑敦谨并不领情，后来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以有病为托词，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6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8月19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时人传言，张汶详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详为友复仇。果真如此，孙衣言、袁保庆作为马新贻的亲信，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讯，那么，魁玉、张之万、梅启照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挟仇报复”的结案，不是更体面吗？何以苦苦追求，以得确供呢？再说马新贻的四弟马新祐自幼跟随左右，直到马新贻被刺身亡，马新贻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马新贻因渔色负友而遭刺杀，已经给他一个体面结局，马新祐为此应该感恩不尽，为什么一直悲呼终觉疑案之莫明，希望时人和后人给以研讨呢？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他给曾国藩交了底，“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那个曾身为郑敦谨的两个助手之一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从这一点来说，就算是湘军二号人物九帅曾国荃似乎也没这种心计与能力，这也是我怀疑到曾国藩头上的重要原因。

最后再说一句，被高阳认为是末后主使的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他跟曾家的关系不同，黄翼升的妻子奉曾夫人为义母，算是通家之好，曾国藩一度置妾，就是黄翼升经手办的“喜事”。如果说曾国藩有“私人”，这个人就是黄翼升，关系亲密至此，这从另一方面坐实了曾国藩的罪名。由此看来，刺马案曾国藩即便不是主谋，也肯定经过他的批准，以刺杀两江总督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是曾国荃也不敢拍板，他更不可能被蒙在鼓里。

在曾国藩死后，朝廷终于拿黄翼升开刀了，这次慈禧太后学乖了，不敢再公然对抗湘军，而是派出湘军内部颇有正义感的彭玉麟以湘制湘，借口以整顿长江水师的名义，严参黄翼升。奏折发出去以后，第三天便看到明发上谕，内容是指责黄翼升颟顸，“本应即予惩处，姑念该提督从前带兵江上，屡著战功，从宽免其置议”，长江水师提督自然干不成了，“准其开缺回籍”，被革职查办。这样刺马案终于落下帷幕，而个中真相也只能留待于历史来解开真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