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是以一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这是中学政治课教程。那么民主制度的起源来自哪里呢？中学课本的经典教程是起源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民主制度。其实不然，这明显是误导的。简单的例子，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社会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有了议会制度，有了元老院，这和工业革命是没有关系的。
事实上古希腊是一个由多个城邦国组成的分散联合体。在曼锡尼时代，多个城邦国联合起来，听命于一个较强势的城邦国，但所谓的听命也就是在需要战争时，按领袖国的要求派出相应的部队而已。在平时这些城邦国各自是独立的，互不干涉的，没有税收关系。每个城邦的执政官的权威仅限于自己的城邦内。而他行使自己权威的方式也已经和现代欧美民主政体的行政方式没有太大区别。有选举制度，执政官本身就是被选举出来的。有议会制度，元老院可以说掌握了立法权。三权分立的雏形从那个时代就已经产生。
罗马灭亡了希腊后，欧洲开始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那么这种民主制度是否就已经从欧洲的政体中消亡了呢？事实并非如此。罗马的起源，根据古代史料的说法是，小亚西亚人被希腊打败后被迫迁往亚平宁半岛。看过特洛伊的人应该知道这群小亚西亚人也就是当初的特洛伊人，为了一个美丽的海伦，特洛伊亡国了。而事实上特洛伊的政体和希腊人非常相似，也存在着类似元老院的议会制度。早期的罗马，同样存在着类似希腊的民主政体，同样存在元老院制度，并一直保留到恺撒乃至屋大维时代。直至进入中世纪教权统治时代。
现在让我们来看下中世纪时代的日耳曼、高卢国家，日耳曼民族被罗马称为蛮族，可以说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相对罗马比较落后，从早期的受罗马教权统治，到最后入侵并灭亡西罗马帝国，象征着中世纪的结束。那么当时日耳曼高卢以及日耳曼在英国的分支盎格鲁撒克逊所建立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邦国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时，王权是较弱小的，在王权的上面存在着教权的压迫，教权控制着税收等权力，而王权的力量要小的多。当时日耳曼、高卢、英国（总的来说都可以称为日耳曼，后面简称日耳曼）地区的国家结构，其实类似早期希腊的城邦制。到过英国法国等地的朋友一定都会参观过那里的城堡，当时的一个城堡，加上周围的一些土地就成为一个城邦。日耳曼是一个游牧为主的民族，需要不断的迁徙和殖民，在攻占下一片土地后，这篇土地就被分封给一个重臣或将领，被分封者就率领他的部下及族人在此盖起城堡，在城堡周围游牧并种植耕地。形成一个城邦。而这个城邦在各个方面相当独立。国王的权力无法行使到城邦的内部，城邦仅在国王需要作战时，派遣部队参战。与此同时，城邦的领袖可以参与国王的议政大事和国家决策。当时的国王并不具备独裁的实权，城邦领袖及其他一些要人组成的议会可以左右国家决策，国王要做出某些决策必须和议会商量，得到议会的同意。同时为了更好的统治国家，欧洲的习惯法或称自然法（也就是现在的大陆法）从此产生，对国家内部的治理，民事诉讼的解决更多的是依赖法律而非王权统治。习惯法的行使渗透入了每个城邦的内部，钳制了城邦内部的独裁的产生，这就行成一种平衡。再看早期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因为与爱尔兰等国的战争，同样存在着类似希腊的城邦联合以及选举制度。比如亚瑟王，无论是否是史实，都是联盟和选举的结果。
这一切都说明欧洲的政治体制从古希腊开始，民主体制都是有延续性的，即使进入中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独裁并不流行，而政体更偏向与一种有着民主基因的多种权力互相平衡的政体。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和民主思想开始以亚平宁为起点向欧洲各个文化中心辐射。从洛克到卢梭，自由主义开始盛行，教权的统治开始受到挑战。一方面可以看到这些思想是对古希腊民主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古希腊以后中世纪，日耳曼各个国家的类似的政治体制，才使得民主思想得以在欧洲各个阶层延续下来，并且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得以发扬光大。随着教权的没落，地方政权的专制主义开始兴起，路易14和查理一世就是代表。然而正是这种专制的政治形式，破坏了早期较为民主的统治方式，迅速招致了要求民主的阶层的反抗。查理一世正是因为关闭了多年来传统的议会才导致克伦威尔的革命。1789的法国更是将自由和革命进行到底。
可见，民主制度并非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民主、议会制度2000年来一直在欧洲得到延续而未曾断裂。相对中国的历史来说，欧洲一直是民主的，而中国一直是独裁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欧洲的民主制度和思想呢？有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本质的方面是：欧洲和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典型的定居文明（安土重迁在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而欧洲的文明是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半定居文明。
农耕文明中的百姓容易被奴役被统治，长期的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屈服于各种天灾人祸，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迁徙，造成农耕族群的性格整体较为懦弱，养成服从、逆来顺受的习惯。所以农耕文明更容易产生中央集权和独裁统治。而游牧、狩猎文明则强悍的多，他们与大自然更多的是斗争和迁徙，而非屈服，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更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对于生命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农耕族群。我曾经在新疆看到哈萨克族放牧家庭的迁徙，即使在现代社会，有了先进的工具，这种迁徙的艰苦都是作为定居文明的汉族所难以想象的，但在他们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正是这种游牧生活，不断迁徙造成了他们性格的强悍，和早期自由思想的起源。而对于一个定居的族群来说，“自由”的意义相对要小的多。早期迁徙和殖民的过程，往往是以数个家族为单位的。
而迁徙和殖民的组织需要由某个首脑或家族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往往是由选举产生。由于权威由选举产生当然也就可以由选举而推翻，因此必然不可能独裁，该权威所做的各个重大决策必须与全体族人或族人代表商量，来共同通过这个决策，否则他的决策因为不能服众而不会产生任何效力。这就是最初议会制度的产生。早期的希腊正是由巴尔干及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希腊地区形成的一个个殖民点，而慢慢形成的一个个城邦国家。早期罗马也是如此。而后的日耳曼同样是游牧民族。正是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和殖民，使的中央集权制度很难产生，一旦某地出现了集权和暴政，人民就会向其他地方迁徙流动，这和中国的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在中国独裁和暴政往往被人民所忍受屈从，当过了某个临界点时，则会带来农民起义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而这种情况在欧洲则很少出现。欧洲的商业文明同样源自与欧洲各民族迁徙和流动的习惯，而商业文明的加入更加促进了欧洲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欧洲的多民族竞争和中国的汉文明的一支独绣，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欧洲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斗争史，从航海的腓尼基民族开始到希腊文明对特洛伊的征服，然后是罗马人毁灭了整个希腊文明，然后到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并毁灭西罗马帝国，期间又有罗马对高卢的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与当地各个部族间斗争，等等。贯穿欧洲历史，并没有那个民族可以象汉族一样主导整个历史进程。每个民族都面临竞争民族的威胁，随时可能灭亡，或者被迫迁徙，这就造成了中央集权和独裁在欧洲不容易产生。欧洲各民族必须采用一种更有效力的政治制度来维持民族的竞争力和战斗力。而反观中国历史，虽然一直也受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扰，但由于文明的进化程度不同和力量对比的悬殊，始终对汉文明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在缺乏外部竞争的情况下，内部的集权和腐败则更容易滋生。
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因为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在中国始终没有产生的基础。中国的文明在古代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但对现代文明来说，则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了。 (本文来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