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故事之三十九——异形六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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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博”藏印中，有一枚形制较奇特的六面印，颇可赏玩。此六面印与以前介绍的有所不同，彼六面印印面大小基本相同，而此六面印却是方形、长条形、长椭圆形皆有，此印形状颇难描述，广州刻章俯看此印，呈“十”字形，正面看，则为“中”字。说六面印，此印实际上只刻了五面，另一长条形面制成连珠印式样，未刻。如果刻成，按印面效果看则有七个印面，若从大面来算，连珠印算一面，还是六面。该印青田石，高6.9、宽3.5厘米。印文为“远尘堂”、“玉壶居士之印”、“□天日日”、“飞云山房”、“榰云庼”，均为朱文。有“雪渔”、“千秋”、楷书款，“肇卯”行草款。“雪渔”署于“□天日日”一侧；“千秋”署于“玉壶居士之印”一侧；“肇卯”署于“远尘堂”一侧。看其形制和印文，约为清代中期时物。

此六面印的形制较早见于戴本孝为冒襄所刻。广州印章而同时期的另一位篆刻家许容为冒襄妾金玥、子冒嘉穂也各刻了同式样的六面印，且这三方印的印材纹理、色泽一致，应是同一块石料所剖出，故此六面印的式样究竟为谁所创，或为共同研创，实难遽断。

明代经济繁荣发达，中后期文人阶层迅速扩大，赏玩文房之风成习，书斋用器不仅要求数量多，且要求精益求精，花样翻新。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从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明代文人不仅把玩，也积极参与进来亲手创作，且有许多研究精深的专著，如文震亨的《长物志》、刻章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槃余事》等。此风影响了后代的文人雅士，纷纷效仿。印章是文人文房必备之物，在形式上标新立异，是一些文人所乐此不疲的。戴本孝、许容所刻以及“徽博”藏六面印，就是这种风气的实物遗存。孙慰祖先生在《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艺术中写道：“文人篆刻家的活动在吴越地区出现较早。早期文人参与篆刻的活动呈现个体的特征。赵孟頫、吾衍、吴睿、王冕等早期印学研究群体的学术、艺术活动的影响主要在湖州、昆山、杭州、会稽一带……明代中晚期，天河区刻章吴门的印风趋于活跃。由于经济的因素，一批书画家麋集于此。”如皋位于长江三角洲上海都市圈内，东濒黄海，南临长江，经济、文化都佷发达，冒襄、许容都是如皋人，戴本孝也曾寓居如皋。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朴庵、朴巢，江苏如皋人，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书画家。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季四公子”。冒襄与董小宛在如皋的“水绘园”当年是文人雅士云集的场所，著名的有董其昌、王士祯、钱谦益、吴伟业、孔尚任等，戴本孝亦是园中的座上客。戴本孝（1621——1693）字务旃，号前休子，鹰阿山樵，安徽和县人，祖籍休宁。新安画派中坚人物。许容（约1635年－1696年） 字实夫，号默公，如皋如城人，“如皋派“之开创者。

戴本孝、许容刻的三方六面印由冒氏代代相传，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由冒氏后人冒广生先生将三方印以及其他一些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庋藏。

戴本孝、许容刻六面印皆有穿，许容为冒嘉穂所刻甚至有三个穿，广州刻章公司此六面印刻穿的目的大约一是穿带，二是减轻重量，三是为了玲珑剔透，更宜于把玩。“徽博”藏六面印无穿，但在“玉壶居士之印”一面挖两深槽。如挖穿，就会破坏另一面的连珠印印面。因此上面推测的三个原因在该印上也是可以成立的。

广州刻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