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飛燕》面世四十年

 

 

　　本文於前天發表在《信報》「影音地帶」版「詞話詞說」專欄，見報標題是「燕子分飛四十年」。

 

　　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福柯曾說：「一種文化用劃定邊界來譴責處於邊界之外的某種東西。」以此看香港的流行音樂，現在就是普遍被西方流行音樂文化「霸權」了，並以它的審美標準來劃界，譴責一切不符合這些標準的東西是落後的。

 

　　今年是《分飛燕》面世四十周年。它初面世時的流行程度，跟稍後一年面世的無線劇集《啼笑因緣》主題曲是分庭抗禮。甚至覺得，那幾年，爭相錄唱《分飛燕》的歌手，比爭唱《啼笑因緣》的多得多。不過，當提到振興粵語歌的「功勞」，一般認為是屬於《啼笑因緣》的，並輪不到《分飛燕》。

 

　　也有人不這樣看的。比如《分飛燕》的填詞人蘇翁，在八八年的一個專欄的開篇中曾說：「直到後來EMI用當時的水長流歌后甄秀儀唱出了粵語流行曲《分飛燕》，就係石破天驚地震撼的整個樂壇，大家都不再用低級兩個字去形容粵語曲了。跟着，無線電視劇《啼笑因緣》的主題曲，也讓仙杜拉唱出了名堂。就是這樣，粵語曲就雄霸了整個樂壇壇直到今天。」（蘇的原文可在網上搜尋）

 

　　可是為何主流說法卻不認為《分飛燕》該享有振興粵語歌的「功勞」呢？大抵，既因它不是原創，又因它帶有濃濃戲曲味，以西方流行音樂文化的標準看，那就是落後的東西，不值一提，怎配享那份功勞？

 

　　然而，很多時真是有權勢者說了算。比方說，九十年代初商台一意推動原創，香港電台卻唱反調，要扶掖非原創的中文歌，說是向聽眾提供多元的選擇。這樣看，非原創的歌曲為何不可以享佔那份振興的功勞呢？再說，像「分飛萬里隔千山，離淚似珠……」如此文言的歌詞加上戲曲味音調，現在當會視為「中國風」，是好東西，奈何當時卻不這樣看，反而是「新派」音樂人務要剷除的落後東西，從而形成了一場悄悄進行的「去粵曲化」運動，前後花了六、七年才算竟其功，再不會有像伶人文千歲唱電視劇《梁天來》主題曲的景觀出現。

 

　　上文說過，那幾年，爭相錄唱《分飛燕》的歌手，感覺上比爭唱《啼笑因緣》的多得多。說起來，當時雖沒有任何的中文歌流行榜，但觀乎一首歌獲多少歌手重新錄唱，就可知它的受歡迎程度：重唱者越多，便是越受歡迎。我們可以試證諸於許冠傑的《雙星情歌》，那時重新灌唱它的歌手真不少的，比如徐小鳳、劉鳳屏、張慧、甄秀儀、馮偉棠等人都在七十年代時重錄過。以這種流行溫度計去「測量」一下據說在1972年於《雙星報喜》節目中甫唱出便大受歡迎的《鐵塔凌雲》，就知道其說法很有問題，因為在七十年代時，並不見有其他歌手重新錄唱過《鐵塔凌雲》。

 

　　回說由蘇翁據傳統廣東音樂《楊翠喜》填詞的《分飛燕》，初時歌名乃是《囑咐話兒莫厭煩》，最先面世的版本是由陳浩德和甄秀儀合唱的。而今已難以考證，是誰首先把它改稱《分飛燕》，但估計是歌曲面世不久就已改成這個名字。《分飛燕》一曲的意義，是本地製作的粵語歌終於能大紅特紅，不再被外來歌手如鄭錦昌、麗莎等稱王稱霸！以當時的環境，就是這種「落後」的粵語歌才能橫掃樂壇，像鄭少秋的《愛人結婚了》（1971）、《煙雨濛濛》（1973，無線第一首粵語電視劇主題曲），雖同是蘇翁填詞，詞風與音樂卻走得太前，流行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