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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错误

（本文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对外经济政策与战略产业》之第三章，该文已经全文登载于杨帆主编、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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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错误 
左大培
 （本文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对外经济政策与战略产业》之第三章，该文已经全文登载于杨帆主编、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 20年来我们一直实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多数人都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认定外商投资越多越好，其理由是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本国的实际资本、产出、就业和人民收入。最极端地鼓吹这种看法的人已经变成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崇拜者，他们最怕的是外商不来投资，总觉得外资越多越好。这种心态中隐含的前提是认为外商投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些人为这种观点提出的最貌似有理的论据是：外商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外资企业比本国企业更有效率。似乎只要满足这两点，外商投资就是大大的好事。 最近几年，这种迷恋外商投资的心态更发展为进一步抹煞民族产业和外资企业差别。有些人不但反对民族工业的提法，而且到处宣称，只要是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不管总部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中国企业。这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的任何发展都象民族产业的发展一样有利于中国。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人们力图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鼓励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从比中国企业低得多的优惠税率到廉价得多的土地出让，甚至还有其它许多数不清的政策优惠，其用意都是让外商投资企业得到比中国企业廉价得多的生产要素，负担比中国企业轻得多的税收和费用。 本章的目的就是说明这种思维方式和作法的根本错误之处，指明：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增加生产，也不取决于它是否更有效率。更有效率、能增加生产的外商投资也可能是有害的。本章的分析会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外商投资对一个国家的居民是有害的，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更是损害本国人民利益的。&nbsp; 
 第一节 流入的外资挤走了本国资金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好处的一切论点，首先都以一个神话为基础，这个神话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中国的实际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增加就业，而资本和就业的增加又会增加产出和收入。这就造成了人们所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那一切好处。 可是实际上，至少在最近的7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增加中国的资本存量。这首先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其实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在外国投资流入的同时总是有更多的国内资金流出；其次是因为流出的国内资金实际上是被外国投资挤走的。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增加中国的资本存量，人们所说的它的那些其它好处自然也就不存在。 （一）资金净流出的现实 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揭示了最近7年中国资金净流出的现实，这种资金流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官方外汇储备的增加。 一国外汇储备（官方国际储备）的变动是该国全部国际收支运行的结晶。一国的国际收支不仅反映了该国的全部对外经济交往，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该国的整个经济状况，特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 原则上说，一国官方国际储备的变动应当足以抵销经常项目和非官方国际储备的资本项目二者余额的总和。也就是说，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额应当等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之和。这两方面如果不等，其差额就形成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错误和遗漏”项。这就等于说，在考虑到了统计上的错误和遗漏因素之后，如果经常项目仍然不存在逆差，则资本项目的顺差只能表现为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如果资本项目之下不出现资金净外流的逆差，经常项目的顺差必然体现为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如果官方国际储备不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就只能转化为资金净外流的资本项目逆差。 根据国际收支帐户的这些平衡原则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1993年以来我国官方国际储备的大幅度增长，是这些年中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和连续净赢余、甚至往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累积起来的产物。 但是仅仅从国际金融的业务上看，一国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也是该国的资金净流出。一国的官方国际储备可以是该国官方持有的外国政府或机构的债券及各种证券、银行存款，也可以是外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只要一国政府不以黄金或其他贵金属的形式持有其外汇储备，这其它各种形式的外汇储备就都是持有外国的金融资产，因而是自己资金的净流出。购买外国的债券和其它证券、在外国银行存款是资金流出，就是持有外国的纸币也是资金的流出，因为这种纸币只不过是外国中央银行的印钞机印出来的，它在外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外国中央银行的负债。而且实际上本国持有的外国纸币代表了外国人将来以实物或金融资产换回该纸币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持有别的外国金融资产是等价的。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与购买外国金融资产的资金净流出业务一样，以标志着对外支付的负号来表示。 当然，一国资金的流出不仅通过、甚至主要不是通过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它还通过资本项目下的各种对外支付，也通过经常项目下生产要素“收益”帐户中的外国投资的净收益。在这些资金流出的渠道中，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出通常是主要渠道；但是在近年来的我国，经常项目下的外国投资的净收益也成了资金流出的重要渠道。 忽略“经常转移”帐户，经常项目的差额由两部分组成：“货物与服务”进出口的差额和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上的差额。这两个部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涉及一国境内生产的产品，而后者涉及的是一国居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自1995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中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我国在产品的进出口上有着高额顺差，而在生产要素的“收益”上却存在巨大逆差。自那以来，统计的外国在中国投资净收益每年总是在100亿美元以上，近年更达到180亿美元左右。这些外国投资收益大大减少了中国每年的经常项目顺差。 正的外国投资净收益也是中国的资金流出，因为它在等量的中国国内净产出（GDP）下，减少了中国居民的收入（GNP）。从这个角度看，正的外国投资净收益实际上是一国净产出中资金所有权的流出。在国际收支的运行中，它只能靠3种方式来抵销：或者是一国的其它经常项目、特别是产品的出口取得相应的顺差，或者出现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顺差）或外汇储备的减少。当正的外国投资净收益对应着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时，这是一种最好的情况，它实际上是由于外国投资者将利润进行了再投资。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过是资金没有流出而已，因为在一个项目上的资金流出因素与在另一个项目上的资金流入因素相互抵销了。 正因为如此，巨额的外国投资收益抵销了外国投资特别是资本项目之下的外资流入的好处。其实，只有资本项目之下的外资流入减去外国投资的净收益之后的差额才是一国真正从外国引入的民间资金。但是在2001年，我国虽然有外国直接投资468亿美元，扣除撤资后的净外国直接投资442亿美元，使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达到347亿美元，但是外国投资者获得的投资收益却达到277亿美元，净外国投资收益也有186亿美元。扣除外国投资收益之后，无论是按外国直接投资计算还是按资本项目顺差计算的外国资金流入，都会减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如果其它经常项目差额为零，外国投资者又将其投资净收益汇回国内，并不用其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就会减少中国的官方国际储备。但是这样减少的外汇储备，又是以一种形式的资金流出的减少来抵销另一种形式的资金净流出。只有当资本项目的差额为零、官方国际储备又不变，从而正的外国投资净收益对应着其它经常项目的顺差时，才发生了真正的资金净流出。 因为资本项目的逆差、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和正的外国投资净收益都会造成一国资金的净流出，所以如果这3项之和为正，一国必定会发生资金净流出。但是根据国际收支的平衡原则，这时除“收益”项之外的其它经常项目——主要是一国产品的贸易——必定有顺差。反过来说，只有当一国出现了产品贸易上的逆差时，该国才能有真正的资金净流入。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把除了“收益”项之外的经常项目是否有逆差、而不是把整个经常项目是否有逆差，作为判断一国是否有真正的资金净流入的标准，是因为可能出现下列情况：当除了“收益”项之外的经常项目差额为零、但是有正的外国投资净收益时，如果外国投资者不把收益用作再投资、资本项目的差额为零，整个经常项目会有逆差而官方的国际储备会相应减少。这时该国肯定没有发生任何资金净流入。但是如果把整个经常项目的逆差看作真正资金流入的标准，就会得出这时该国发生了资金流入的荒谬结论。 还可以从国民收入帐户上说明为什么产品贸易的差额才是真正的资金国际间流动的衡量尺度。一国资金的净流出，意味着该国没有将其产品的全部销售收入用于在国内支出，而将一部分国内产品的销售收入用于在国外支出。一国产品的销售收入，等于其产品在国内销售的收入加上其产品出口的销售收入；而一国国内发生的支出一方面等于其本国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加上进口，另一方面又等于非政府的消费、投资和政府采购之和。 根据这些基本的数量关系，一方面产生了著名的一国总支出构成公式——对一国产品的总支出等于非政府的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加净出口，因为对一国产品的总支出必等于其销售收入，而其销售收入中的国内销售收入又等于非政府的消费、投资和政府采购之和再减去进口。另一方面，由于一国产品销售收入中的国内销售收入与其国内支出中的本国产品国内销售必然相等，一国产品的销售收入与该国国内支出之差就必然等于其产品的净出口，而这个差额就应当是一国资金的净流出。 因为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意味着一国资金的净流出，所以如果外国的直接投资或其它形式的国外资金流入没有伴之以产品贸易的相应逆差或外国投资正的相应净收益，而只是变成了官方国际储备的增加，这样的资本项目顺差就丝毫不意味着国外资金的流入，而只是以一种形式流入的资金又以其它方式流了出去；而另一方面，一国的产品贸易顺差如果没有伴之以资本项目的逆差或外国投资正的净收益，则该国实际上是在以官方购买外国金融资产（包括持有外国纸币）的方式向外输出资金。因此，我们可以确立这样一条法则：只有当一国存在着产品贸易上的逆差时，该国才真正从国外流入了资金。 根据这条法则，我国实际上自1994年以来几乎没有哪一年是资金净流入国，因为自那一年开始，我国每一年的经常项目下都有顺差，而这一顺差又几乎总是小于产品贸易上的顺差。当然，这些年中我国在“错误和遗漏”项下一直都有统计上没有纪录到的巨额资金净流出。但是，即使把这些资金净流出都归到没有记录到的经常项目逆差之下，因而把我国的真正经常项目顺差看作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经常项目顺差与“错误和遗漏”项下的顺差之和，这个总和在1997年之后也为正，表明自那以后我国一直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资金净流出国。而在实际上，“错误和遗漏”项下的资金流出中肯定有一部分应当算作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出。这样，在1994－1996年的3年中，真正的经常项目顺差也有可能是正的，因而我国那几年中就已经是资金的净流出国了。 如果再考虑到由外国投资的净收益所造成的资金流出，把它再加到资本项目与官方国际储备两大项目之下的资金净流出额之上，或直接根据产品贸易的顺差来计算我国的资金净流出，则我国在1996年之后的资金净流出将更为巨大。 根据净出口形成的成因，我们可以把资金净流出的原因分为两大类3小种。分成两大类的依据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个人和企业等“个体”是否主动向国外输出了资金。 第一大类的资金净流出是“主动”型的资金输出，其基本机制是个体主动以国外投资、存款、购买外国金融资产的形式向外输出资金。这样的资金输出会使本国货币贬值到正好让产品进口与出口相等的水平之下，从而造成本国产品正的净出口以实现资金的实际输出。这种类型的资金输出的特征是产品的净出口与资本帐户的逆差相对应而同时发生。这种“主动”型的资金净输出往往发生于充分就业的条件下。 但是固定汇率制可能妨碍“主动”型的资金输出。如果名义汇率正好固定在产品进口与出口相等的水平上，则个体主动向国外输出资金并不能使本国货币贬值，也不会由此而造成正的净出口。这时与资本项目逆差相对应的可能是正的外国投资净收益，更可能是官方国际储备的减少。但是如果主动型的资金输出长期持续，它造成的国内投资和总需求不足可能使本国产品价格水平下降，从而通过实际汇率的贬值来造成产品出口大于进口。 第二大类的资金净流出是“被动”型的资金输出，其基本机制是个体不愿意向外输出资金，但是也不愿意在本国进行足够的投资，使其产品出口额大于购买的产品进口额，从而造成了正的产品净出口。这时由于个体不想向外投资，与正的产品净出口相对应的就不会是资本帐户的逆差，而是正的外国投资收益和官方外汇储备的增加。这种类型的资金输出又有两种不同的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由于实际汇率过高和进口壁垒的联合作用，造成了过小的进口和过大的出口。这在一国经济过热时表现得特别明显：总需求过大本应造成进口大于出口，但是如果此时名义汇率由于某种原因仍然高于进出口相等的水平，或者进口壁垒显著阻碍了进口，仍然可能在通货膨胀甚至加速的环境下造成产品出口大于进口。在这种环境下，通货膨胀并没有造成产品贸易逆差，反而是正的净出口加剧了通货膨胀。当然，这种局面可以维持的时间不会很长。这时通过官方国际储备增加而进行的资金流出具有强迫性，因为它是在本来人们想输入资金时进行的。 第二种原因是由于国内消费、投资和政府采购造成的国内需求和支出过小，使国内企业有极强的动力和能力进行出口，从而造成了正的产品净出口；但是同时国内的个体又没有自己对外输出资金的主动性。这就使他们大量将出口收入换成本国货币，从而使官方国际储备增加。由于它们将出口收入换为本国货币的目的不是进行实际的消费和投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国内的银行储蓄等货币资金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又通过增加官方国际储备而“被动”地将资金输往国外。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国内的个体在国内和国外都看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我国近几年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流入国内的外国投资一方面抢走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却将等量资金挤向官方国际储备从而挤向流出到国外。 根据以上所说的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到，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产品（商品和除投资收益以外的服务）出口一直显著大于进口，这表明中国自那时以来有严重的资金外流。这种资金外流，有时通过资本帐户直接流出，表现为连年外国在华巨额直接投资的同时企业和个人在大量向外输出资金；最近这两年则主要通过政府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而流出。2000年9月到2002年9月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将近1千亿美元，虽然同时资本帐户有大量顺差，二者相抵仍然有大量资金净流出。这种国际收支格局不过表明中国的资金净流出已经从民间的主动输出资金变为让官方输出资金，中国的企业不仅在国内不投资，甚至也已经不向国外输出资金，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资金过剩。它是宏观总需求不足的集中表现。&nbsp; 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告诉我们，实际上，8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资金过剩的格局，199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前边已经指出，一国只要在不包括要素报酬的经常项目上有贸易顺差，它就有资金净流出。中国自1994年开始不包括要素报酬的经常项目上就是贸易顺差；当然有些年份中国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有原因不明的巨额资金流出（有时近200亿美元），但是即使把它全视为实际的经常帐户逆差而从经常项目顺差中扣除，我国不包括要素报酬的经常项目从1996年起也有大量贸易顺差。这就说明，中国自1996年起就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资金净流出国，虽然几乎每年都有400－5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但是同时国内的非政府部门就通过银行存款、贸易信贷等等而有巨额资金流出，再加上以外国投资收益（2001年达277亿美元）和外汇储备增加等形式而流出的资金，中国每年流出的资金总额大大超出流入的资金总额。仅就这一点说，外商投资就没有增加中国的资本存量。 （二）外商直接投资挤走国内资金 如果中国国内资金的流出与外商投资无关，那我们还可以说，外商投资增加了中国的总投资和资本形成。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把握说，中国的国内资金是被流入的外商投资排挤而流出的。理由就是中国国内的资金是为增加回报而流出国外。 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也可以证明，中国国内的资金是为增加回报而流出国外。对这一点的最明显证据，就是中国非政府的资金净流出总是取决于美国与中国的利息率差距和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预期。 中国的非政府资金流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资本帐户上记载的各种资金流出（方式是银行存款、贸易信贷、直接投资和购买证券等等）与“错误和遗漏”项目下的资金流出。前者是合法并合乎政府规定的资金流出，后者显然是各种违法违规的资金流出。这两种方式的资金流出都与投资外国资产相对于投资国内资产的回报高度相关。 1999年和2000年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时，美元资产的利息率远远高于人民币存款的利率，又经常出现人民币贬值的预测，这时购买美国资产显然比购买中国资产回报高。于是在这几年中中国的资本帐户上出现了巨额的国内资金流出，这种资金流出有时几乎等于当年外国的直接投资，以致当年的资本帐户顺差接近于零；同时“错误和遗漏”项下也出现原因不明的巨额资金流出。&nbsp; 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之后，美国的利息率很快降低到低于中国人民币的利率，紧接着又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时购买中国资产就比购买美国资产回报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本帐户中的资金外流大幅度减少，而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却进一步上升，以致中国的资本帐户出现了巨额的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近2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也几乎完全消失。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这几项资金流动的动态说明，中国资金流出国外的主要原因是追求更高的回报，而追求回报的资金不肯在国内进行实际投资，当然是因为国内缺乏投资机会，在国内投资的回报率太低。 其实在我们最近几年对国内所作的微观的经济观察中，也可以发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太少。现在连民营企业都普遍感到盈利太低，许多企业因而不敢投资。我与许多民营企业家谈话，他们都同意我的这一判断。 谁都知道，投资多就会造成投资回报低。而我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都在3千多亿人民币，外商投资累计已经超过3万亿人民币。这样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势必夺走中国企业大量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问题是外商投资过多造成的。过多的外商投资将投资回报压得过低，从而夺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 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没有在中国投过资，中国的碳酸饮料行业会有多少投资机会，我们就可以相信上述论点的正确性。&nbsp; 最近20年来，外国企业大举在中国投资，逐渐地占领中国市场，目前已经垄断了许多行业的中国国内市场，抢走了中国企业在这些行业中的投资机会： ——美国的微软公司以其“视窗”软件垄断了中国个人电脑的软件市场，并向中国用户收取极高的软件售价。微软公司垄断美国国内市场的行径已经在美国软件企业界引起公愤，以致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让微软公司面临反垄断诉讼。但是微软公司在中国却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在微软的重压之下，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几乎丧失了发展的空间； ——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20年的时间里已经夺走了中国的碳酸饮料市场，在中国的碳酸饮料业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双头垄断。国产品牌几乎已经被这两家国际垄断企业消灭干净，唯一真正的老国产品牌健力宝最近也因为缺乏销售市场而不得不转让股权。现在也只有“娃哈哈”集团的“非常可乐”这个国产品牌还在国内碳酸饮料市场上苦苦挣扎，与外国品牌进行着前途渺茫的斗争。国内过去存在过的大批小汽水厂，除了少数与美国垄断企业合资者外，都已经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尽管民族饮料企业早就呼吁政府保护民族饮料，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实际的成效； ——欧洲的菲利普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不断扩张，目前已经垄断了某些型号和规格的白炽灯泡的中国市场。该公司还一再向欧盟对中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靠中国市场养肥的外国公司，就是这种忘恩负义、唯利是图的中山狼；&nbsp; ——美国的保洁公司在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收购措施以夺取中国的家用化工品市场，正在一步步推进其垄断中国家用化工产品市场的图谋； ——美国的柯达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垄断中国的感光材料市场。据说该公司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不惜在许多年中在中国亏本销售并增设服务网点。而它目前已经占据了中国胶卷市场的巨大份额。 外商直接投资给外国资本带去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外国垄断企业控制和垄断中国市场，把中国居民的支出变成了外国资本的巨额利润。可口可乐、通用、德国大众、柯达都把中国变成其最大的利润源。而另一方面，在这些外国垄断企业的打压下，中国人民的企业利润极低甚至根本没有利润，大量亏损，造成股票上市企业得不到真正的回报，银行不良资产巨大，本国企业的员工大量下岗失业。 这些具体事实都说明了外资在与国内资金抢夺投资机会，并且将国内资金挤出国外。而对投资机会的抢夺又主要是通过抢夺产品市场来实现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整个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说明外商投资的全部作用，说明外商投资如何影响本国资金的投资。 总的来说，在给定的投资机会下，外资的增加只会挤出本国投资。只有在本国投资不受外国投资影响的情况下，外国投资才可以增加总投资。但是外国投资对本国投资会起两方面的相反作用：通过增加总需求而可能增加本国投资；或者抢走投资机会，挤出本国投资。由于“外国投资更有效率”，由于外资的进入多半是“开放投资”的结果，中国的外资进入主要起了抢走投资机会、挤出本国投资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外商投资并没有增加中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形成。 其实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环境下，拚命吸引外商投资的作法本身就根源于一个过时的思维方式：认为吸引外资对经济发展有好处。钱纳利等人当年论证吸引外国资金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有好处，理由是这样可以同时弥补充分就业储蓄小于投资和外汇不足的“两个缺口”。而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这样两个缺口。我们现在的形势甚至正好相反：出口大于进口，外汇增加过度，而投资明显小于充分就业储蓄。我们现在缺乏的是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而外商的投资夺走了国内企业最宝贵的投资机会。 当然，由于我国企业在一个行业投资一般都根据它过去的赢利情况，因而外商投资的增加通常不会减少当期的国内投资。而外商投资增加通过增加总需求会增加当期的企业盈利，从而可能在短期中还增加国内的投资。这也是现在许多人想通过吸收外商投资来增加总需求的原因。但是经济波动的历史都证明，投资大幅度增加一般都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和生产过剩，从而使未来的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下降。那时外商投资抢走国内企业投资机会并减少国内投资的作用就会暴露出来。这也就是说，现在的外商投资增加意味着未来的本国企业投资减少。而且外国投资者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具有长得多的投资眼光，它们习惯于超前地抢夺投资机会，从而强化了在以后出现的当期投资机会不足。 实际上，只要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外商投资就至多只能在短期中增加总需求和国内投资，而在以后更大幅度地减少国内投资和总需求，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下降和总需求减少。在这方面，实际起作用的动态因果链条是：中国经济相对外国繁荣—外商在华投资暴增—过度投资造成利润下降，引起中国经济萧条—外商投资减少。1992－199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使外商在华投资在几年间上升了3倍，达到每年400亿美元，但是因此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消失后的利润率下降和中国国内投资减少。与反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紧缩结合在一起，这使1998年之后外商投资停止增长甚至下降。2001年开始的外商投资重新增加显然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投资机会，这种外商投资增加就会在将来给我们造成更严重的本国企业投资下降和总需求不足。 将外商投资对总投资和总需求的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综合考虑，我们可以断定外商投资最终将减少我国的总投资和总需求，其原因主要有3个： 第一个原因是外商投资企业更趋向于进口所需设备。由于外商投资企业负责采买投资品的总部在外国，交易上的方便使它趋于采用外国设备；同时向子公司送去进口设备也便于高估设备金额，取得折旧抵扣税款的好处。这都使外商投资企业更热衷于进口设备，把绝大部分投资金额变为设备进口。这样，外商投资虽然一方面本身增加了投资，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进口并由此减少了总需求。再加上其挤出国内企业投资和设备进口的效应，总的来说会减少中国的总需求。 外商投资减少总需求的第二个原因听起来象个悖论：外商投资的高效率将减少总需求。许多人都愿意称赞外商投资更有效率，但是正是从宏观总需求的角度考虑这种投资效率才极为有害。投资更有效率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投资来满足同量的产品需求，这当然会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减少投资需求。而这种投资效率在微观上对中国也不是什么好事：它只是增加了外国居民的投资收益，却使中国企业丧失了投资机会。而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虽然低，经营下去这种投资效率却会提高。让外资企业剥夺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只能意味着中国企业永远不可能提高其投资效率。 外商投资减少总投资和总需求的最重要原因，是它通过抢走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而减少中国的居民的投资收益和总收入，这将减少中国国内的总需求，并由此而减少中国国内企业的总利润，再反过来减少中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 荷兰电气公司菲利普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三）菲利普公司给我们的教训 在咱们这样的国家里，很有那么一些跨国公司追星族，老盼着跨国公司赏赐点免费的午餐什么的，生怕惹这些国际大亨不高兴。大名鼎鼎的欧洲电气公司菲利浦公司，大概算得上是他们所追求的那种大跨国公司了吧！可这大跨国公司就是不给咱们中国人面子：中国政府给了它那么多的投资机会，它却偏偏要挑动欧盟对中国搞反倾销。 菲利浦公司15年里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把中国的照明灯具市场抢得不亦乐乎。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大百货商店里，货架上就有一半的电灯泡是与菲利浦合资的企业生产的。这也大略地反映了菲利浦在中国抢到的照明灯具市场份额。不用问，它从中国赚的利润也一定够可观的。在那些跨国公司崇拜者心里，这大概是菲利浦公司恩赐给咱中国人的莫大功德了吧？可是明白人都知道，菲利浦公司在中国的这种投资，不知抢走了中国人多少商机，挤垮了多少中国企业，让多少中国企业的工人下了岗。让它在中国投资，这其实是中国给菲利浦公司的恩惠。 但是这个利欲熏心的菲利浦公司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变本加厉地恩将仇报。欧盟在1988年就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而带头起诉的就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到2000年底，反倾销关税适用的年限已过，到了欧盟复审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措施的时候了。如果当初起诉的企业撤诉了，欧盟就不能再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了。可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就是不撤诉，弄得中国的彩电企业还得在欧盟的法庭上受反倾销诉讼的煎熬。它在中国投资捞到了那么多好处，自己家里的彩电市场却一点也不想让给你，这大富户的心有多黑！ 这还不够，这菲利浦公司2000年还曾在中国大批量压价收购节能灯，然后向欧洲市场低价出口。但是反过身来，它却又想和两个欧洲厂商联合起来，为中国对欧洲出口的节能灯向欧盟提起反倾销诉讼。只是因为不知受了哪方面的压力，后来它才决定不在节能灯问题上向中国企业发难了。 乍一看，自己向欧盟国家出口中国产的节能灯，又自己起诉要对中国出口的节能灯搞反倾销，这不是在自己整自己吗？其实在这表面上自相矛盾的作法背后，隐藏着菲利浦公司要挤垮中国的所有节能灯企业的阴谋：它或者是想让欧盟对中国企业出口的节能灯反倾销，但是它自己向欧盟出口的中国产节能灯例外，那它就可以独霸中国对欧盟的节能灯出口；或者是想以自己的行动促成欧盟对全部中国出口的节能灯都搞反倾销，将中国的节能灯企业逼入困境，以便搞垮它们，自己独霸中国的节能灯生产。不管是哪一种可能，目的都是为了垄断中国节能灯的生产和销售。 最近几年，抹煞民族工业和外资企业差别的论调很流行。有些人不但反对民族工业的提法，而且到处宣称，只要是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不管总部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中国企业。可惜的是，想这样抹煞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界限只是一厢情愿。外国的跨国公司并不领这些人的情。菲利浦公司上述的所作所为，就给散布这种论调的人一个当场下不来台： 如果菲利浦公司不是一家欧盟的企业，它也不可能挑起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诉讼。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菲利浦公司这样的外国跨国公司不仅不想把自己看成中国企业，而且要同整个中国的企业为敌，它从来就自认为是一个欧盟的企业。想给它送上“中国企业”的称号，不过是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自讨没趣而已。 就是从统计常识上看，外资企业也和本国企业不可能一样：外资企业的利润是外国人的收入，计入外国的GNP而不是中国的GNP，中国企业的利润才是中国人的收入，才计入中国的GNP。把外资企业算作中国企业，就能把外国人的收入变成中国人的收入吗？大概那些反对提民族工业的人也不敢提这种没收外国企业收入的事吧？如果不能抹煞这个铁的事实，那为什么要反对区分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呢？我们只能怀疑这是要寻找一个借口，以便说这话的人为外国人的收入着想，而不为中国人的收入着想。 菲利浦公司的行径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外国的跨国公司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中国企业，而且它们在我们这里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抢占我国的市场、抢占我国的投资机会，最终是要挤垮中国的企业，垄断中国的经济。这是地地道道的狼的行径，而且是恶狼的行径。对跨国公司的这种恶狼行径，我们应当采取措施，好好地整一整。 你一说要整整跨国公司，准有那么些跨国公司追星族出来吓唬你：跨国公司可得罪不得，得罪了它就大难临头了。按照这些人说的丧气话，好象没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我们就要完蛋了。其实，现在是跨国公司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需要跨国公司。现在外国投资者一年在中国的投资收益有一千多亿元，占中国的总产出（GDP）的1.5%。这就是说，中国人每生产100元钱的东西，自己只收入了98元5，那剩下的1元5都变成了外国人的利润，其中的一大部分落进了跨国公司的腰包。跨国公司在中国赚了那么多钱，它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灾难，是打垮我们的民族工业的灾难。现在中国的碳酸饮料（汽水）市场，不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天下吗？20年前那些遍布全国的民族小汽水厂都哪里去了？还不是都被它们挤跨了。菲利浦公司今天又要在照明灯市场上重来这一手，难道我们还想让它那样肆意妄为吗？ 不错，中国现在是需要资本，可是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但决不是白给的钱，反而是要高回报的，是在抢中国资本的投资机会。以现在国际市场的行情，如果每年不能得到10％以上的利润率，外国公司是不可能在中国投资的。把这么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开放给外国公司，那不是断了中国企业、中国的资本的财路吗？有人还老是在宣扬跨国公司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可哪个跨国公司会愿意向你转让技术？就说这个菲利浦公司吧！我买的带菲利浦牌子的电灯泡，使用的寿命常常很短，往往还不如80年代以前买的国产灯泡。这样的外资企业能给你带来什么技术？ 中国最近几年总需求不足，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的原因是使本国资金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太少。现在对我们最珍贵的就是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而打进中国的跨国公司却是来抢夺我们宝贵的市场和投资机会的。其实今天是跨国公司需要中国，而中国并不需要这种想垄断中国市场、垄断中国经济的跨国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是一只狼，我们千万不要再引这样的狼入室了！ 第二节 对外商直接投资作用的评价&nbsp; 明白了外商直接投资有排挤本国投资的消极作用之后，我们才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作一个真正全面而准确的评价。 （一）评价的标准：本国居民的总收入 显然，我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只能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只有合乎这一目标的外商直接投资，才是有效率的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也只有在合乎这一目标时，才是有益的或有效率的政策。 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就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也不见得能增加一国的收入。外商投资在增加一国生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外商的利润，而外商的利润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商投资就是有害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所增加的利润一定高于其增加的产量。简单地说，如果外商投资增加的产量少于它增加的利润，这样的外商投资即使增加了生产，它也是有害的。 为什么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因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生产，而是为了取得收入。如果一个工人的产量增加了，而他的收入（工资）却下降了，他一定会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对一个国家也同样是如此。99％的民众真正重视的都不会是他们生产了多少，而是他们收入了多少。他们增加生产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站在本国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就是天经地义的。 根据这一标准，只有当外国投资能够增加一国的实际GNP（而不是GDP）时，它对该国才是有效率的。我们在评价国外投资的作用时，主要地不应当看它是否增加了一国的总产出，而必须看它是否增加了一国居民的实际总收入。以统计指标来近似地表示，一国的总产出体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收入则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净国外要素收入，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自1995年以来，我国的GNP每年都小于GDP一千亿元以上，相应地国外投资者在中国的净收益每年都在一百亿美元以上。1995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小于国内生产总值983.2亿元左右，以后这个差额逐年增加，1998年我国的GNP小于GDP的差额已达1,377.9亿元，这一差额主要就是外资在中国所获得的投资净收益。这意味着中国1998年总产出中的约1.5%为外国人所享有，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我们已经不能再无视总产出与总收入之间的差别。 这还只是在官方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到的差别。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谈生产是否增加而不问本国的收入怎样，就完全是忘掉本国人民利益的自欺欺人了。 这样，评价外资和外资企业政策的标准，应当是它们是否增大了本国的实际总收入。这也就是我们评价外商投资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基本标准和基本出发点。本章把外商投资企业和“三资企业”当作一个概念来使用，因为人们通常将外商投资企业称作“三资企业”，它们是由非本国常住单位的自然人和法人投资的企业，包括由它们独资或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合作经营的企业。 按照前边所述的标准来衡量，说三资企业产量多高、产量增加多快，甚至说三资企业效率有多高，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首先，三资企业产量的增加不等于我国总产出的增加，三资企业产出的增加可能以本国企业产出的减少为代价；其次，即使三资企业增加的产出大于本国企业减少的产出，从而使我国的总产出有增加，三资企业增加的我国总产出可能也会小于它们利润的增加。那样的话，三资企业的高效率对我国居民就不会有任何好处，它只不过是减少了我国居民的总收入而已。 这样看来，外资流入给我国人民所带来的好处，只能体现在它增加的我国居民的两类收入上：一类是本国生产要素的收入，如工资、地租和与外资合资的我国资金的收益等；另一类是政府的税收。而且这些收入增加的总额，还必须高于外资流入所减少的本国企业的产出。对外资的税收政策如果不能保证作到这一点，它就必定是损害我国居民的利益的。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总收入的影响&nbsp; 为了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总收入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本章所说的“产出”、“一国的总产出”与总收入的关系。 本章所说的“产出”和“一国的总产出”其实都是真正的净产出：它不仅排除了任何中间产品，从而只包含企业生产的增加值，而且也不包含对固定资本消耗的任何补偿，例如不包含企业的折旧。由于这样定义了“产出”概念，整个产出就与“总收入”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它完全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差别只在于这个收入属于谁，属于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由于这样定义了企业的产出，一国企业的成本就等于它付给非企业出资人的该国居民所有的生产要素的全部报酬。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它的生产成本就等于它付给东道国居民所有的生产要素的全部报酬。 根据这样的定义，在有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况下，一国实际总收入就为总产出与外资企业的税后利润之差：因为在全部总产出中，只有外资企业的税后利润不属于本国居民的收入。而一国的总产出等于其本国企业的产出和外资企业的产出之和，而外资企业的税后利润则是外资企业税前利润与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之差，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与其利润成一定比率（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而其税前利润又等于其净销售收益与其使用国内资源所付出的成本之差。象东道国本国企业一样，外资企业的净销售收益与小于其净产出，中间的差额是外资企业缴纳的销售税，其税额按外资企业的销售税率与其净产出成比例。 而一国由外资企业所得到的实际税收总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各种销售税，其数额等于外资企业的净产出乘以销售税率，而另一部分则是所得税，其数额等于外资企业的税前利润乘以其所得税的税率。 外资流入对东道国总收入的影响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它增加了外资企业的产出，第二部分则是它增加的外资企业的税后利润，前者减后者之差为外资企业直接增加的东道国实际总收入。由于外资企业的总产出一般总是大于其税后利润，故这两方面的影响合计是增加东道国的实际总收入，这是外资流入对东道国总收入的积极影响。但是外资流入在增加外资企业产出的同时，一般都会减少东道国国内企业的产出，这是它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第三部分，这部分影响又直接减少了东道国的总收入，因而是外资流入对东道国总收入的消极影响。三个部分影响总和起来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东道国的总收入，这根本就无法事先先验地确定。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其东道国领土上所创造的全部净产出，除了外国投资者所获得的税后利润外，基本上都化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东道国政府的税收，另一部分是东道国居民的生产要素服务报酬，如工人的工资、甚至是资本所有者的利息等等。东道国居民从外国投资企业所获得的这些生产要素服务报酬，都属于外国投资企业的非税收性成本。外国投资企业给东道国所直接造成的这种收入的增加，就是外资流入对本国总收入影响的前两部分，即外资企业产出与其税后利润之差。 就单个外资企业来说，东道国从其经营活动中获得的总收入必定会小于其净产出，这是因为任何外国直接投资所获得的税后利润必定是正的，而外资企业的净产出就是由投资者的税后利润和东道国居民及政府所获得的收入构成的。但是就一个国家整体来说，外资流入所增加的外资企业净产出却可能小于东道国由外资企业经营中增加的总收入。这是由于新的外资流入不仅会吸引东道国的一部分生产要素进入外资企业增加其生产，还可能引起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新流入的外资为其所吸引的东道国生产要素所支付的成本当然会小于其净产出，但是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会波及所有外资企业，使以前已经流入的外资也必须为其使用的东道国生产要素支付更高的代价。这就可能造成新流入的外资使“全体外资企业增加的成本大于其产出”的怪现象。 这样一来，外资流入所增加的一国全体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在该国生产要素的给定价格下，外资流入增加了外资企业使用的该国生产要素数量，从而发生了“多使用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外资企业使用的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它是“价格上升增加的成本”。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之所以会上升，是由于外资的流入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而提高了该国其它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从而使这些要素的相对价格上升。 不过，新的外资流入并不一定会导致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显著上升。当东道国存在着严重的就业不足时，其生产要素会大量闲置。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外资流入虽然会增加东道国生产要素的使用量，但是很可能并不减少东道国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也不会引起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这时新的外资流入也不会由于夺走了东道国企业使用的生产要素而减少其产出。 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外资流入所造成的外资企业产出增加都会减少东道国企业的产出。 在评价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总收入的影响时，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企业产出的影响起着关键作用。外国直接投资的颂扬者们历来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如何增加了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就业、收入和产出，可是他们在以数据说明其论点时，总是只讲外国投资企业本身的资本投入、就业和劳动者收入，至多再讲一下外国投资企业的生产所带动的需求和就业，从来不讲外国投资企业挤没挤掉国内企业的就业和生产，更不讲挤掉了多少国内企业的就业和生产。这样只讲外国投资企业本身的产出，当然外国投资企业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就业、收入和产出就都只起积极的增加作用，而不可能有任何不好的作用。这样往下推论，当然是外国投资越多越好。这是一种典型的只讲好的作用而不讲坏作用的宣传术。这种作法的关键骗人之处，是回避了外国投资企业产出的增加会引起东道国国内企业产出的减少。 外资企业产出的增加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减少东道国企业的产出： 第一个渠道是夺走东道国企业原来使用的生产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也包括土地，甚至是资金。可支配的生产要素减少迫使东道国企业不得不减少其产量。一般来说，只有当东道国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条件下，这个渠道发生的作用才会比较明显； 第二个渠道是夺走东道国企业的产品市场而迫使其减少产量。显然，当东道国处于总需求不足的时候，通过这个渠道发生的消极作用会十分突出。 评价外资流入的作用，就要综合评价外资流入对东道国总收入的三部分影响，实际上就是把外资流入所造成的东道国企业产出减少与外资企业支付给东道国的收入的增加相比较。由于外资流入会通过上述两个不同的渠道造成东道国企业产出减少，我们就必须分两种不同情况来讨论外资流入对东道国总收入的影响。 一种情况是东道国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国内企业的产量将只受其成本限制，归根结底将只受其可支配的本国生产要素数量的限制。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情况下的外资流入不会减少东道国企业的产品销售，从而不会通过夺走东道国企业的产品市场而迫使其减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吸引一部分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以增加外资企业生产，而东道国的国内企业则会因为可使用的生产要素减少而减少其净产出。 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流入所引起的东道国企业产出减少，可以精确地以外资流入造成的“多使用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来衡量：在这种充分就业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外资企业付给本国要素的实际报酬将等于这些要素对内资企业的边际产量，因此外资企业按市场给定价格增雇本国要素所增加的实际成本应当等于它们所减少的东道国企业产量。 显然，在这种充分就业的环境下，给定税率下的外资流入总会增加东道国的总收入。因为这时的外资流入会由于增加了对东道国生产要素的需求而抬高东道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外资流入增加的外资企业付给东道国的收入将包括三个部分：增加的外资企业税收、外资企业“价格上升增加的成本”和“多使用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而东道国企业产出的减少只等于外资企业“多使用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从外资流入中得到的真正的好处只有两项：一项是政府税收的增加，另一项是本国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的居民由外资企业得到的个人收入的增加。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东道国总需求不足，外资的流入往往会减少东道国的总收入。 （三）总需求不足时的外商投资作用 如果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产品需求不足，外资企业产出的任何增加都不能不减少东道国国内企业的产品销售，从而减少东道国国内企业的产出。那时外国投资企业所造成的东道国国内企业净产出减少与外国投资企业本身的净产出增加将正好是一对一的关系：外资企业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就会减少国内企业一单位产品销售，从而减少国内企业的一单位净产出。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新的外资流入增加了全体外商投资的税后总利润，外资流入就必定会减少东道国居民的总收入。这是因为东道国居民的总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出减去外资的税后利润，而外资的流入并没有增加该国的总产出，它只是在增加外资企业产出的同时等量地减少了东道国企业的产出。 当然，就一个国家整体来说，外资流入也有可能会减少全体外商投资的税后总利润。这是由于新流入的外资引起了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使外资流入所增加的外资企业净产出小于东道国由外资企业经营中增加的总收入。但是恰恰是在总需求不足的环境下，极少有可能出现这种“全体外资企业增加的成本大于其产出”的怪现象。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存在着严重的就业不足，生产要素会大量闲置。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的外资流入虽然会增加东道国生产要素的使用量，但是很可能并不减少东道国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也不会引起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只要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不上升，外资流入就不会减少全体外商投资的税后总利润。 今日的我国恰恰处于这种情况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产品市场上的短缺就已经消失。而在90年代中期消除了通货膨胀之后，我国已经出现了总需求的严重不足，这使国内的生产要素很快也出现了严重的过剩。这时三资企业似乎不会再与国内企业争夺生产要素，反而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但是实际上，三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的扩张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它使国内企业因为失去市场而倒闭，从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并且最终减少了中国居民的总收入。 对这种情况的分析表明，谈论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增加了一国的产量，不能光看外资企业本身的产量是否增加，还要看外资企业产量增加时挤掉了多少本国企业的生产。今日的中国早已进入了“买方市场”时代，企业的产量主要受市场销售量限制，而市场的总的容量又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外资企业增加产量靠的是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那么这样的外商投资虽然增加了外资企业的产量，却没有增加中国的总产量，因为它的产量增加了多少，中国企业的产量就减少了多少。而这样的外商投资对中国人民是有害的，因为它在增加外资企业产量的同时必定增加了外资的利润，而它又没有增加中国的生产，其结果必定是中国人民收入的减少。 当然，外资企业能够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一般说来应当是由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但是这种情况恰恰说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可能对中国居民是极其有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可能会用一个中国员工生产出中国企业三个员工的产量。这个外资企业可以将他的这一个中国员工的产量分成3份，其中的1.5份作为他的工资，另外半份作为产品降价“让利”给中国的消费者，而把剩下的那一份产品作为利润收归己有。这样一来，这个外资企业既可得到足够的员工、也可得到足够的市场，但是却夺走了中国企业3个员工的产品市场，通过使他们失业而夺走了中国居民那3份产量的收入。当然外资企业本身也给了中国居民以收入，但是这种收入只相当于两份产量——半份通过产品降价让利给中国居民，一份半是外资企业的那个中国员工的工资。总的结果是这个有效率的外资企业使中国人民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个例子不但说明，效率高的外资企业也会有害于中国人民，而且说明了，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中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必然是有害于中国人民的。 这样一来，严格的推理让我们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使外资企业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即使外资企业更有效率，它也完全可能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外资企业所增加的一个国家的产量少于它自己利润的增加，这种外资企业就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一个国家的外资企业靠挤占本国企业的市场而增加自己的产量，它就有害于这个国家，而且外资企业越有效率就越有害！ 任何推理背后都有假定的前提，上述推理背后的前提是产品的需求给定不变。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假定不现实，但是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假定。按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要想扩大总需求，就必须扩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或者扩大净出口。这样，为了避免外资投入带来的上述弊病，我们就必须把引进外资与扩大国内总需求相结合。这样或许能够在短期中缓解失业和本国收入的下降。 但是，把引进外资与扩大国内总需求相配套的上述作法，即使真能在长远增加本国居民的总收入，它仍然会留下一个巨大的宏观经济问题：由于外国资本的利润占本国总产出的相当大部分，本国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大大低于本国的总产出，本国政府将难于运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政策手段来充分地扩大总需求。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本国的经济主体将其全部收入都变成支出，国内主体造成的总需求仍然会显著小于本国的总产出，因为本国的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大大低于本国的总产出。 弥补本国总产出与本国的总收入之间的这个差距的方法只能有3个：1. 形成相应的净出口；2. 再吸引相应数量的外国投资，包括已经在本国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3. 增加本国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金融负债或减少其资产。这第3点意味着本国的经济主体应当卖掉自己的金融资产来提供支出的资金，或者干脆举债支出。而且这种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不能纯粹是本国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转移：诸如政府向本国居民借债以进行采购的行动，如果动用的是买公债居民的当前收入而不是他们过去的储蓄，那就丝毫无助于解决外资的利润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不足。如果本国居民在已经花光了自己的收入的前提下，将一部分他们过去的储蓄变为政府公债从而使政府可以举债支出，这当然可以帮助解决外资的利润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不足，但是这样就增加了本国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金融负债，其数量正好等于政府债务的增加量。 很显然，上述3个办法，特别是后两个办法都很可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超过了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们就不能长期使用下去。第一个办法的最大问题是它会导致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一国如果长期具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就会使别国倾向于找借口对它实行贸易制裁。当外资利润与总产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定界限时，如果实行第二个办法，外资的赢利率又比较高，就会导致国内资本存量中外资的比例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外资控制本国经济；如果实行第三个办法，则会导致本国经济主体的实际金融财产不断减少。 当然，目前外资利润只占总产出1.5%的比例，我们离那样一个危险的界限还很远。但是，对这样危险的前景我们不能没有足够的警惕。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外国资本收益占本国总产出的比例进一步升高，而作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尽量防止外国资本抢占我们国内的有利的投资机会。这样作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外资的流入减少我国的实际总收入，或者引起其它对我国不利的经济后果。 简而言之，只要外资企业挤占了中国企业的市场，或者抢走了中国企业的盈利机会，它对中国就多半是有害的，有害表现在减少了中国人的实际收入。现在，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短缺的时代，也告别了使用资金不考虑回报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最宝贵的就是市场，就是投资盈利的机会。面对在抢夺市场和投资机会上极有效率的外资企业，我们当然应当首先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市场和投资机会。 从这个分析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政策结论？结论很简单：应当禁止那些与国内现有企业争夺市场的外资企业进入，也应当阻止那些明显妨碍本国企业扩大市场销售的外资企业进入。当然，这意味着在总需求不足时，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应当主要是用于出口或顶替原来的进口品的。怎样能保证作到这一点，那就是政府部门应当动脑筋解决的了。 显然，如果一国一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产品市场又处于短缺状态，外资流入就会对它只有好处而没有害处。这是因为在东道国要素就业不足的环境下，外资企业增雇本国要素不会相应减少东道国企业使用的本国要素，因而不会通过减少东道国企业使用的投入而减少其产出，而另一方面，产品市场上的短期使外资企业增加的产出不会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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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5-12-02 ┆ 阅读(685) ┆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