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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中国学生殴打首尔的韩国抗议者，攻击在华经营的家乐福(Carrefour)超市，或许是柏杨去世前看到的最后画面。这位有争议的作家著有《丑陋的中国人》(The Ugly Chinaman)，4月29日在台湾去世，享年88岁。
柏杨以其对威权主义、排外和缺乏宽容等中国文化倾向的批判而闻名，他在台湾监狱中度过了9年时光。但他把最严厉的批判留给了中国共产党，称其将中国人的最坏本性发挥到极致。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被称作“愤青”的年轻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清楚体现了这些劣根性。当奥运火炬传递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遭遇支持西藏的抗议活动时，在中国以及海外出现了激烈反应。在这些反应背后，就有愤青的身影。
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中国政治学教授表示：“这些人是在威权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他们既是威权体制的受害者，又以威权的态度对待其他人，而且极为自以为是。”
“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尊重他人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权利，但这些人不懂这种价值观。”
“愤青”这个词在过去三代中国人身上都使用过，分别描述了三类完全不同的叛逆青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指的是成百上千万被送到农村与农民一起劳作的城市学生，他们对社会偷走了自己的未来感到愤愤不平。上世纪80年代，这个词形容的是那些投入社会和政治自由运动的学生及知识分子，这场运动以1989年6月4日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而告终。1985年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在这代人中非常流行。
最近几周，世界瞥见了现代愤青的身影——爱国、仇外、民族主义，有时还以暴力方式捍卫自己的祖国。新一代愤青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作为对1989年事件的反应，爱国主义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组成元素。
没有证据表明，当代愤青是俄罗斯等地那种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在俄罗斯，支持克里姆林宫的青年团体“纳什”(Nashi)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表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变得更加民族主义，而不是对政府感到不满。他们强烈感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试图压制中国，阻碍中国在世界舞台占据其应有的地位。”
由于对其他观点的接触有限，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很多藏人对北京的高压管治方式深怀不满。他们不带疑问地接受官方的说法，即近期的抗议活动是达赖喇嘛煽动一群犯罪分子走上街头打砸抢引起的。
一种普遍观点（甚至在精英政治圈中）是，美国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支持和鼓动达赖喇嘛发动了西藏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在3月10日开始时是和平示威，到3月14日演变成为暴乱。
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自认是愤青的人说：“西方人不了解西藏问题，他们被骗了，所以才攻击中国。”
但对很多人而言，中国的愤青似乎是在透过自己社会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西方，以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会像共产党一样严格控制公众言论。
北京大学的一位丹麦学生称：“我遇到的多数中国年轻人，似乎已在心目中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体。如果你批评政府，就好像是在批评13亿人民的整个国家。”北大是天安门一代愤青的摇篮，但如今，那里的爱国主义政治压制住了持不同意见的声音。
经过一轮以家乐福超市为目标的反西方抗议活动后，中国政府动用了国家安全机器来降温民众激情。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对于抓住此次机会宣泄不满的学生而言，其愤怒的真正根源，与前几代愤青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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