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又一篇談電視節目《一百萬人的故事》的文章，執筆者謂：「節目不忘叫觀眾捐款但不敢叫觀眾示威。但現在可不是《歡樂滿東華》的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慈善問題，而是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問題啊……公義的問題就是這些社會制度是否對身處最差狀況的人有所照顧……請鼓勵我們多思考香港的社會制度如何令窮人永不超生……一味害怕影響營商環境而奉行的低稅制是否對最差狀況的人有利？當教育愈來愈精英化，不斷講求依靠父母財力周遊列國上山下鄉來營造的所謂『多元學習經驗』，連電腦也沒一部的窮人也要『一生一藝』之時，這是否對最差狀況的人有利？這就是馬來西亞學者Chandra Muzaffar所說的『權力、財富和知識』的不平等。社會基本結構不變，表面的弄弄甚麼最低工資，溫馨一番然後超級無敵掌門人原來愛上賊，但一切還是依然，……」是的，電視最宜煽情，但卻拙於深入揭示問題本質，甚至有意無意的掩蓋本質。
公義，公義，想起同性戀者小曹東奔西走，賠上幾許時間、精神和金錢，就是為了替他們那個弱勢社群爭一點應有的公義。公義這東西，總是要如此艱辛地爭取的，很少會獲誰恩賜的。但更多的弱勢社群為了餬口已忙得無日無夜，連時間、精神和金錢都賠不起！他們之中也可能有不少人甚至沒覺察到自身是陷入一個不公義的場域裡，而社會欠他們的公義，就這樣當沒問題嗎？
在這種問題面前，筆者甚是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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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有一種風氣是叫人積陰德。這倒是易辦很多，窮人有窮人的積法，富人有富人的積法，真個豐儉由人。但筆者想到的是，積陰德也許對來生或者對後人的福祉有裨益，但對當下社會上的種種不公義的改變，卻少有幫助。
筆者不恰當地想到《景德傳燈錄》裡的小故事：
梁武帝問達摩大師：「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達摩祖師曰：「並無功德。」
為何梁武帝這樣做，竟被認為一點功德都沒有。佛學禪門的高人自有他們的說法。但筆者則感到，梁武帝所做的，對「當下社會」上的種種不公義的改變，不見有何幫助，真的不能認為他有「功德」。
記起豐子愷在一篇題為「佛無靈」的文章裡提出過「同佛做買賣」的說法，他道：「信佛為求人生幸福，我絕不反對。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顧及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樂道，引為佛佑（抗戰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難者，時有所聞）；受了些小損失就怨天尤人，嘆『佛無靈』……他們平日都吃素、放生、念佛、誦經。但他們的吃一天素，希望比吃十天魚肉更大的報酬；他們放一條蛇，希望活一百歲……這些人從佛堂裡散出來，說的統是果報：某人長年吃素，鄰家燒光了，他家毫無損失。某人念《金剛經》，強盗洗劫時獨不搶他的……此外沒有一句真正關於佛法的話。這完全是同佛做買賣……真是信佛，應該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義，而摒棄私利；應該體會佛陀的物我一體、廣大慈悲之心，而護愛眾生……」
念及此，迷惘或者減了一點。比如想到好幾個月前，緬甸的僧侶為了黎民百姓的公義，不顧自身的安危挺身而出，就是好樣的。
